东周时期楚国后妃称谓体系的变化

（首发）

付梅颦

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

摘要：楚王后妃身份式称谓中最为常见的是“夫人”“王后”。春秋时，“夫人”多称楚王之妻，春秋、战国之交，“夫人”称谓的使用范围发生了变化，逐渐发展为楚王姬妾、封君之妻和大夫级贵族之妻可称“夫人”。楚王嫡配由称“夫人”向“王后”转变的具体时间大约为楚威王至楚怀王时期。楚王后妃身份式称谓体系的变化，体现了称名之礼的下移，这种变化以楚国内在实力和外在“国际”政治秩序的变化为背景和契机。

关键词：楚国；夫人；王后；称谓；称名之礼

随着出土文献的丰富和楚文化研究的发展，楚国后妃称谓特别是楚王嫡配称谓和“夫人”身份也引起了学界的诸多注意。有关楚王嫡配称谓的研究，李学勤先生较早指出战国时期楚王的夫人是他的嫔妃，这与春秋时期诸侯正配称夫人有异。[1]罗运环先生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楚国后妃的称谓及其身份进行了系统考定，并概括战国中期楚王嫡配由称“夫人”至“王后”的转变。[2]杨华先生从称名之礼的角度出发，认为周成王时，楚被封为子男之国，《左传》称其为“楚子”，楚武王开始僭越称王，从严格意义上讲，楚王正妻当名之以“夫人”而不是“王后”。[3]出土文献中楚国“夫人”的身份，同样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如刘彬徽、陈佩芬、邹芙都先生先后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晚期“君夫人鼎”铭文中的“君夫人”身份进行判定，其中刘先生认为“君夫人”可能为某位楚王或封君之妻，陈、邹二位先生认为当是封君之妻。[4]晏昌贵先生论述楚卜筮简中“夫人”身份时，引用《礼记·曲礼下》和《论语·季氏》对女性贵族称谓的记载，认为战国时期，楚王自比天子，封君相当于诸侯，其配偶则称“夫人”。[5]

上述观点启发了我们对楚国后妃称谓及其身份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论文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根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探讨东周时期“夫人”称谓使用范围的变化，楚王嫡配由称“夫人”向“王后”转变的具体时间，以期有助于增进对战国时期以“夫人”“王后”为代表的楚国后妃称谓体系变化和出土文献中贵族女性身份的认识和理解，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夫人”称谓使用范围的变化

楚王后妃的身份式称谓中最为常见的是“夫人”“王后”。春秋、战国之交的“夫人”身份出现了变化，以“王后”称楚王之妻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因此对以“夫人”“王后”为主的楚王后妃称谓体系的变化进行梳理很有必要。

“夫人”之称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如西周晚期邓公簋盖（《殷周金文集成》4055，以下简称为“《集成》”）铭：

“唯邓九月初吉，不故女夫人以乍（迮）邓公，用为女夫人尊。”[6]

邓公簋盖为西周晚期曼姓邓国传世器，郭沫若先生认为“不故”为薄姑，释“乍”为“迮”，为出嫁之意。[7]邓公簋盖铭文记载的是为嫁与邓公的薄姑之夫人作器，此夫人为诸侯国君妻子之称。《礼记·曲礼下》记载了礼制规范下的后妃称谓情况：“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8]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印证了《礼记》的记载，如《左传》记载的楚王之妻有“夫人邓曼（楚武王妻）”“文夫人（楚文王妻）”等。[9]春秋时期金文中的“夫人”也多对应诸侯国君之妻，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M191铜鬲铭文中的“曾夫人渔”是曾公求夫人羋渔[10]，唐侯制随夫人行鼎（壶）铭文中的“随夫人”是曾侯宝夫人加羋[11]，现将两件青铜器铭文的释文录写如下：

曾夫人渔之。[12]

唐侯作随夫人行鼎，其永祜福。[13]

可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夫人”多指诸侯之妻。战国时期，楚国“夫人”之称的使用范围比《礼记》中记载的更为宽泛。《战国策·楚策三·张仪之楚贫章》记载：“南后、郑袖贵于楚……乃召南后、郑袖而觞之。张子再拜而请曰：‘仪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仪行天下徧矣，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而仪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释之。吴固以为天下莫若是两人也。’”[14]鲍彪注“南后，怀王后”，“郑袖，美人”。[15]可见，《战国策》和鲍彪都认为南后、郑袖为两人，且具有明显的身份差别。《史记·楚世家》提到“楚王幸姬郑袖”“夫人郑袖”，[16]《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怀王之宠姬郑袖”，[17]《史记·张仪列传》称“楚夫人郑袖”，[18]《韩非子·内储说》云“荆王所爱妾有郑袖者”。[19]“姬”为姬妾之意，郑袖多被称为“幸姬”“宠姬”“爱妾”，可见她并非楚王嫡配。罗运环先生指出，称郑袖为“夫人”时，此时又有“南后”称谓，郑袖所称“夫人”应如《礼记·曲礼》载“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妾”之夫人，郑袖应为楚怀王姬妾，其身份是低于王后的。[20]虽然楚王称“王”时，并未同时使用“天子”称号，但罗运环先生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中期楚王嫡配称谓和“夫人”身份在楚国后妃身份秩序中发生了变化的事实，说明战国楚怀王以后，“夫人”“王后”称谓区分明显，“夫人”称谓应用范围出现了偏移，诸侯国君姬妾可称“夫人”，而楚王之妻称“王后”。

除楚王宠姬称“夫人”外，还有封君之妻和大夫级贵族之妻或母称“夫人”。其中，封君之妻称“夫人”者有“封地名+夫人”“君夫人”和“谥号+夫人”三种形式。

新蔡葛陵楚简出土于新蔡葛陵楚墓，有关新蔡葛陵楚墓、楚简的年代下限，主要有战国中期前后，即楚声王以后，楚悼王末年或稍后，[21]公元前377年，[22]公元前398年，[23]公元前401至前395年[24]四种观点。清华简《楚居》的出土证实了新蔡葛陵楚墓、楚简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398年，属战国早、中期之交。[25]新蔡葛陵楚简中多处有祭祀“文夫人”的内容，简文如下：

以其古（故）敓（说）之。吝（文）君、吝（文）夫人归。（葛陵甲三：176）[26]

钟乐之；祷子西君、文夫人各牛馈，延钟乐之。定占之曰：吉。氏（是）月之。（甲三：200）[27]

户、门。又（有）祱（祟）见于（昭）王、蕙（惠）王、文君、文伕（夫人）、子西君。（就）祷。（甲三：213）[28]

于吝（文）伕（夫人）（三十）乘。（葛陵乙三46）[29]

楚国贵族女性的谥号多随夫谥，如楚文王之妻息妫，又称“文夫人”（《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葛陵楚简中文夫人多与文君并列受祭，且二者谥号相同，文夫人应为文君之妻。文君，简文又称“坪夜文君”或“坪夜文君子良”，与曾侯乙墓竹简中的“坪夜君”和包山简中的“文坪夜君子良”为同一人，是楚昭王之子，楚惠王之弟，始封的坪夜君。[30]葛陵楚简中的文夫人，作为始封坪夜君之夫人，称谓为“谥号+夫人”的形式。

与平夜君夫人有关的还有平夜夫人戈，此戈援部窄长，中有脊，援根有一小穿，胡部有两长穿，内略长，此戈铭文的字体风格属楚系金文特征。（见图一铜戈拓本和摹本）戈上铭文，吴镇烽先生释为：“滕侯夫人妖之艁（造）”[31]。李春桃先生将戈铭中的前两字比对楚简（坪：（包山200）、（甲三115）；夜：（《民之父母》3、4））、金文（坪：（《集成》2305）；夜：（《集成》2408））字形，改释为“平（坪）夜”二字，发现此戈与新蔡葛陵楚墓所出多套戈戟的形制相似且都有“平夜”关键字样，他推断此戈属于楚国平夜君成夫人妖之用戈，其说可从。[32]按此，平夜夫人戈是楚国平夜君成夫人妖生前所造之戈，属物勒主名，“平夜夫人妖”为自称，是“封地名+夫人+私名”的称名形式。

图 平夜夫人妖戈拓本和摹本，参李春桃先生《新见楚国平夜夫人戈研究》

战国晚期的君夫人鼎（《集成》2106），现藏上海博物馆，高32.9厘米，口径25厘米，重7.7公斤，整体呈扁圆形，敛口设高盖，盖面饰三个蹲锯形小龙，鼓腹圆底，腹两侧设附耳，蹄足细长，座两侧和足上端饰兽面纹，鼎的外壁和盖内各刻铭文“君夫人之鼎”。[33]刘彬徽先生根据其器型字体特征，认为君夫人鼎为楚系战国晚期风格，可能为某个楚王或封君夫人之器。[34]陈佩芬先生据《论语·季氏》“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35]的记载，进一步指出“君夫人”是国邦中之臣民称君之夫人，楚称王，器铭中的“君夫人”当是某邦君之夫人。[36]邹芙都先生认为目前所见楚国铜器铭文中的楚王，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都称公或王，尚未见称君者，所以君夫人鼎铭文中的“君”可能为楚国某位封君，器主为该位封君之妻。[37]从郑威先生汇总的楚国封君称谓看，楚国封君部分称侯，如阴侯、叶侯、州侯等，绝大部分称为“某君”，封君制流行的战国时期，“邑名+君”基本为对封君的专称。[38]结合以上四位学者的论述，我们同意君夫人鼎铭文中的“君夫人”为封君之妻的观点，战国晚期的楚王之妻已称“王后”（下文详细论及），不可能同时再降一级称“夫人”。

战国时期，“夫人”还用来称呼大夫级贵族之妻。包山简出土于包山M2，包山M2下葬的绝对年代为楚怀王时期的公元前316年，墓主为左尹昭。[39]关于左尹昭的爵级，整理小组根据包山2号墓中五块小木牌上祭祀的“室、门、户、行、灶”五神，并结合《礼制·祭法》“王为群姓立七祀……王自为立七祀……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的记载，认为邵生前仅次于王的七祀，可立五祀，其地位应在大夫之上，与封君接近。[40]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根据昭墓的用鼎、羊牲、椁分五室等实物遗存，发现昭墓五数常出，并根据墓中五块小木牌上书写祭祀的“室、门、户、行、灶”五神，结合传世文献《礼记·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41]的记载，认为昭墓为大夫阶层，其说甚确。[42]且包山2号墓与封君级别的天星观M1[43]、新蔡M1[44]相比，并无编钟与编磬，说明包山M2墓主并非封君。包山简的卜筮祭祷记录中多次出现“夫人”称谓，简文举例如下：

石被裳之，祷于邵王牛馈之；祷文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马子音、（蔡）公子各、酉飤；祷于夫人。（包山简200）[45]

祷于文坪（夜）君、郚公子芚（春）、司马子音、（蔡）公子各、酉飤，夫人、酉飤。（包山简203、204）[46]

石被裳之，至（秋）三月，赛祷邵王牛，馈之；赛祷文坪夜君、郚公子春、司马子音、（蔡）公子各，馈之。赛祷新母，馈之。（包山简214、215）[47]

以上简文中的“夫人”身份，陈伟先生根据包山简199-200记“石被裳之敓”称“祷于夫人”，简212-215“迻石被裳之敓”又说“赛祷新母”，认为“夫人”即新母，即是包山二号墓主左尹昭的母亲。[48]刘信芳先生对以上祭祷简中的“夫人”身份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是“昭王至蔡公子家各自的夫人”。[49]晏昌贵先生表示，包山简中的祭祷简文凡涉及两位以上神灵时，均在祭品前加“各”或“屯”字，凡涉及单个神灵时，则径称祭品名，根据包山简“祷于夫人，”，“夫人”应指某位夫人，而不是多位夫人，为母世之属。[50]我们赞成陈、晏二位先生的观点，这表明非封君的大夫级别的左尹昭祭祀已逝的母亲时以“夫人”敬称，但无谥号。

战国时期大夫级贵族之妻或母称“夫人”并不仅仅是其逝世后的敬称，她们同时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一称谓。春秋、战国之交，楚国日用青铜器铭文中已出现以“夫人”称大夫级贵族之妻，淅川县徐家岭M11[51]出土了两件带有铭文“夫人”的铜器，一件是浴缶，有七字铭文“（蔿）夫人巠之缶”，[52]为夫人巠自作之器。另一件是小口鼎，为春秋晚期器，是（蔿）大尹嬴为夫人所作之器，铭文为“隹（唯）正月初吉，（岁）才（在）（涒）之（滩），孟屯（春）才（在）奎之（际），夫人择亓（其）古 <吉> 金，乍（作）（铸）迅鼎，（以）和御湯（汤），长贎（邁）亓（其）吉，永寿无彊（疆），大尹（君）嬴乍（作）之，後（后）民勿（忘）”。[53]冯时先生指出“”为邑名，即淅川下寺、徐家岭一带，其地广出器，大尹为工官之长。[54]肖启荣、黄锦前先生根据徐家岭M11出土两件私名不同的夫人之器，且随葬兵器和车马器，认为墓主是男性，为大尹嬴，是夫人之夫，“大尹”是其职官。[55]而此前简报认为徐家岭M11位于徐家岭M10[56]南侧约6米，两墓南北并列且年代相近，M11出土带“夫人”铭文铜器，M11墓主应为“夫人”，与M10墓主有紧密联系。[57]田成方先生赞成简报和冯时先生的看法，指出徐家岭M11（随葬5件兵器和45件车马器）出土兵器数量与徐家岭M10（随葬车马器共309件，兵器共202件）相比，相差甚远，且徐家岭M10有配剑而M11墓主没有，赞成徐家岭M11墓主为女性的判断，并称大尹嬴为地的地方官，而非楚中央官员，巠、可能为同一人，巠是自称，是大尹对她的尊称。[58]我们赞成简报和田成方先生对徐家岭M11墓主为女性的判断，综合徐家岭M11的出土文献、伴出器物及与徐家岭M10的位置关系各方面的因素判断，徐家岭M11墓主极有可能为徐家岭M10墓主氏贵族薳子昃之妻。性别因素虽然对随葬铜车马器和兵器存在一定影响，[59]但并不能作为判断墓主性别的绝对依据。而巠、是否为同一人，从“夫人巠”和“夫人”的称谓结构看，巠和应都为私名，现有的楚国女性称谓资料中，尚未发现同一女性有多个私名的现象，我们认为巠、可能是两代夫人，夫人巠之器被夫人继承并随葬至墓中。

由于称名之礼的下移，楚国“夫人”称谓的应用范围出现了变化，春秋时期，“夫人”多称楚王之妻，而战国时期称“夫人”的有楚王姬妾、封君之妻和大夫级贵族之妻或母，说明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女性称“夫人”的身份范围是较宽泛的。同时，不同“夫人”称谓间也有细微区别，有些封君之妻称君夫人、“封地名+夫人”和“谥号+夫人”，其中的谥号为单字。身份低于封君的大夫级贵族之妻或母称“夫人”的，一般直称夫人，或使用“夫氏+夫人”的称谓方式。

二、楚王嫡配由称“夫人”到“王后”的变化时间考

战国时期，“夫人”称谓的应用范围出现了偏移，经历了由称诸侯国君之妻到大夫级及其以上贵族之妻都可称“夫人”的变化，那么楚王嫡配是什么时候由称“夫人”向“王后”转变的呢？楚国国君虽于楚武王时（于前740—前690年在位）已正式僭越称王，但邓曼作为楚武王之妻，其称谓并没有相应变化，《左传》记载其依旧称“夫人”。罗运环先生较早注意到战国中期楚王嫡配由称“夫人”到“王后”的变化[60]，但未展开论述，以下试详细考证楚王之妻称谓的变化及其时间。

1932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的两件曾姬无恤壶（《集成》9710-9711），铭文一致，为刘体智旧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如下：

唯王廿又六年，圣桓之夫人曾姬无恤，安兹漾陵，蒿间之无匹，用作宗彝尊壶，后嗣用之，职在王室。[61]

虽然学界对曾姬无恤壶铭文的个别字词考释、内容解读和作器者等还存在分歧，但刘节先生较早运用古文字资料，根据铭文内容“圣之夫人”“王二十又六年”等考证出曾姬无恤壶作于楚宣王二十六年，“圣之夫人”是楚声王夫人的观点已被学界普遍认可。[62]说明直到楚宣王时期依旧尊称楚声王之妻为“夫谥+夫人”的称谓模式，用的是双字谥。

现有出土文献中较早出现楚国“王后”的是铸客为王后少府鼎（《集成》2393、2394）、铸客缶（王后六室器，《集成》10003.1、10003.2），出现“太后”铭文的是战国晚期的铸客为大句脰官鼎（《集成》2395），三者铭文分别如下：

铸客为王句（后）小为之。[63]

铸客为王句（后）六室为之。[64]

铸客为大（太）句（后）脰（厨）官为之。[65]

“铸客”为楚国专司铸造的职官，[66]王后是楚幽王（公元前237-228年在位）之妻，[67]六室即六宫，[68]王后六室器是专司铸造的职官为楚幽王后管理的六室（六宫）而铸。铸客为太后脰官鼎铭文中的“脰官”是楚国负责饮食的有关机构，太后为楚幽王之母、考烈王后，铸客为太后脰官鼎是楚幽王在世时，铸客为太后的脰官所铸之鼎。[69]以上金文材料说明楚宣王以后、楚幽王之前，楚王后妃称谓体系已经出现了楚王之妻称“王后”、楚王之母称“太后”的变化。

楚王后妃称谓体系变化特别是楚王之妻由称夫人向王后转变，极有可能出现在楚威王（前339-前329在位）和楚怀王（前328-前299年在位）之时。楚威王和楚怀王前期的内在实力和外在“国际”环境的变化，是楚王后妃称谓特别是嫡配由称“夫人”向“王后”转变的重要契机和背景。楚威王和楚怀王前期，国力强盛，“（楚怀王）十一年（前318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70]战国时期的从长略相当于春秋时期的霸主。[71]同时，包山简206、207、209、212号简等多次提到“东周之客致（归）胙”这一重要事件。[72]整理者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前317年。[73]陈伟先生也推断东周之客致胙于楚应在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之前并最终定在公元前317年，将且该事件的发生与怀王为从长相关，因为楚怀王十七年，楚国于丹阳、蓝田接连被秦师重创，又被韩、魏兵袭，楚国从此在战国七雄中丧失优势地位。[74]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对诸侯国君致胙，是对一时霸主的礼遇，齐桓公、秦孝公、秦惠文君、楚成王都曾因国力强盛受周王室赐（致）胙。[75]东周之客致胙于楚，说明楚国在战国七雄中的优势地位和军事、政治、文化力量得到了周王室的认同。[76]楚怀王为六国从长，且得周王室致胙，是战国中期后妃称谓体系变化特别是楚王之妻由称夫人向王后转变的内在基础。

战国时期周朝政治体系下的秩序与制度的变化，是楚国后妃称谓体系变化的外在环境背景。战国中期，原周王朝政治体系内各诸侯国君普遍称王，代表商周以来王权思想的基本终结和周王朝的彻底没落。[77]除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公元前334年称王外，[78]其他诸侯国君称王集中发生在楚怀王时期（前328-前299年在位）。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称王；[79]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和中山国结成同盟，均称王；[80]公元前318年，宋自立为王。[81]伴随着诸侯纷纷称王的是，此前诸侯国君嫡妻、嫡母统称“夫人”到国君之妻称“王后”、国君之母称“太后”的后妃称谓体系的变化，如《战国策》记载的宣太后（秦昭襄王之母）、赵太后（赵惠文王后）、燕后（赵太后之女）等。[82]《史记》记载秦孝公去世，子惠文君立，秦惠文君四年，“魏夫人来”，秦惠文君称王以后，“魏夫人”改称“惠文后”。[83]秦惠文王之妻由称“魏夫人”到称“惠文后”的变化，反映了战国中期诸侯国后妃称谓随着诸侯国君称王发生变化的事实。楚怀王时期，正是原周王朝政治体系内诸侯普遍称王，以及其他诸侯国后妃称谓普遍发生变化的时期，此时楚王嫡配由称“夫人”到“王后”的变化应是与此相适应和同步的。

楚王虽然在楚武王时期已正式僭越称王，但楚王后妃称谓特别是楚王之妻由称“夫人”至“王后”的变化较有可能发生于楚威王至楚怀王时期，且最迟应不晚于楚怀王前期，这种变化以楚国内在实力和周朝政治体系内秩序的变化为契机和背景，与各诸侯纷纷称“王”、其他诸侯国君之妻称“王后”的变化同步。

三、结语

楚国后妃称谓体系，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战国时期，原周王朝统治秩序变化，周礼加速崩解，楚国内在实力增强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楚国后妃称谓体系的变化。楚国后妃称谓体系的变化是称名之礼下移的体现，具体表现就是“夫人”使用范围的扩大，由多称楚王之妻向楚国大夫级及其以上贵族之妻或母可称“夫人”转变，楚王之妻的称谓也可能于楚威王至楚怀王时期由“夫人”向“王后”转变。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5年3月31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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