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刻，你就是这个字在今世的知音

——专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

■《解放日报》记者 彭德倩

目前存世的16万片甲骨，是后人管窥商代人类生活的线索，也是学者追溯中华千年文明的拼图。

为了用古文字拼出中华文明的绚烂图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已倾其半生。

春日下午，走进光华楼西主楼27楼一间四面书墙的办公室，听这位古文字的今世“知音”说说这一后继有人、必将光大的“冷门绝学”。

假如没有汉字的传承，“万古如长夜”

解放周末：作为古文字研究专家，您通常会怎么向人介绍古文字研究的意义？

刘钊：就古文字本身来说，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先民记录当时的思想、文化的手段。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绵延3000多年不辍的文字系统。假如没有汉字的传承，“万古如长夜”，我们对古代社会将一无所知。

文字是记录思想、文化的载体。比如，一个“保”字，甲骨文是一个大人背着一个孩子的形象，有的字形还表现出用襁褓包着孩子、襁褓的带子绑在大人身上。“保”在古代有两个本义，即“保护”和“依仗”。从大人对孩子的角度来说，是保护、保卫、保障之义；从孩子对大人的角度来说，是依靠、依仗之义。一个字，代表的是一对关系的互作用力，蕴意丰富，又充满了人情味道。

随着出土文献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其中很多内容跟现实联系很紧，包含着跨越时代的思考，比如治国理政、反腐倡廉、保护环境等方面的记载。研究古文字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经世致用，将先人灿烂的思想、文化解读还原，成为当下社会的精神资源。

作为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我们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在这丰沛的宝库中不断深入发掘，并有所发现。

解放周末：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24周年。当下的甲骨文研究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

刘钊：甲骨文研究正处于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方面，要对120多年的研究做总结归纳；另一方面，要在原有基础上踩上新的触发点，突飞猛进。

解放周末：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百余年的甲骨文研究史中有哪些重要的突破与发展？

刘钊：比如，对甲骨文“先分类再断代”的研究方法的提出。

我们知道，甲骨文形体随着时代的推进在不断演化，早期形体和晚期形体差异巨大。董作宾先生将甲骨文分为五期，并提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十项标准。李学勤先生在五期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系说”——甲骨文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应该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进行分类，再判定各类所属的时代。这个方法令甲骨文考释有了长足的进展，解出了很多疑难字。

另外，在“本体研究”领域，也有很多突破。甲骨文不仅有“文”，还有“甲骨”本身。龟骨取自什么时代的什么品种的龟，钻凿烧灼方式如何，卜兆的长短粗细倾斜角度……甲骨形态学的探索，可以从载体上了解古人占卜习惯，还原古代占卜场景，对研究古人的吉凶观和宗教观很有意义。

再如，近些年来，甲骨缀合领域有许多新的尝试，缀合成果不断涌现。目前，在存世的甲骨中，已正式发表的甲骨有8万多片，其中碎片占90%以上。甲骨缀合，就是指综合各方面信息，结合照片或实物等要素，将甲骨碎片拼接起来，使原本破碎的材料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材料，这是甲骨文研究新发现的主要来源之一。

2019年，河南安阳师院发布了“殷契文渊”甲骨文大数据平台。2020年，河南大学推出“缀多多”系统，让机器通过对拓片边缘形状、字形特征等要素的研判，完成图形比对和运算，自动拼合甲骨。首都师范大学也推出“对重”系统，可以将散见于不同著录中相同的甲骨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比对出来。

解放周末：今年2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上线了“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息库，这个信息库又有何意义？

刘钊：学者的甲骨缀合成果一般通过专著、书刊和网络文章等方式发表，往往散见多处，不便利用，纸质出版品亦不能满足及时增补和更新的需求。我们中心以青年人为主力的师生团队，推出了“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息库，致力于全面整合甲骨缀合信息，将缀合情况、出处、缀合者等信息汇于一处，提供查检之便。

目前库内共有缀合信息6400余条，并持续更新。上线至今，已有25万余次访问量，共收到70余条专家学者的反馈意见，成为学界检索甲骨缀合成果的主要平台。

把先人创造的灿烂文明和世界文明摆到一起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说，科技的发展造就了古文字研究领域新的触发点？

刘钊：是的。古文字学科的工作越分越细，但对新技术的掌握和开发的重视是一致的。要生发出新的学术增长点，新技术就是催生剂，这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大势所趋。

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是当下很重要的工作。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机器做不到，而是人“喂”给机器的信息不够多，机器无法获取更多材料进行系统学习和分析，这方面需要尽快赶上。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古文字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刘钊：我认为可以用“五化”来概括：精细化、系统化、数字化、普及化和国际化。

精细化，指的是对材料的要求越来越高。未来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对旧材料进行全面的重新整理，尽量多地保留古人留下的信息。比方说，新技术支撑下的照相和印刷技术，提升了甲骨文研究材料的质量，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

搞甲骨文研究，现实条件不允许我们拿着实物翻来覆去地观察，拓片和照片是最常用的研究对象。甲骨拍照历来是一门特别的学问，高手拍一片甲骨，为了找到最佳光线和角度，往往要摸爬滚打一天，还要跟到印刷厂去盯着调色。可就是这样，甲骨文字的字口、钻凿的景深、形态也难以全部还原。现在有了三维扫描及建模技术，拍甲骨从拍正面一个面，变成拍10个角度10个面，“立体复原”，为三维扫描和3D打印提供了条件。

解放周末：古文字研究的系统化不难理解，数字化也可说是大势所趋。

刘钊：确实，这些年的实践，让很多研究者认识到信息化和智能技术参与的重要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就绕不开大数据、云平台和人工智能。

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多门槛需要跨越。最重要的是，甲骨文研究与计算机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需要“互相听得懂”。目前学界在走的路径有二：一是立足本校文理结合，比如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就与该校计算机学院合作，探索跨界新文科；二是社会力量参与，腾讯和联想等几家信息技术企业，都已开发相关的社会公益智能服务，与古文字专业合作。

另外，甲骨文研究虽然是个冷门学科，但也有向大众宣传普及的任务，研究者应有使命感。2020年11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发布并启动实施。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批12家单位参与。这12家单位承担的课题中，就包括很多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的内容。

解放周末：您还提到了“国际化”，中国的古文字研究如何体现全球视野？

刘钊：在微观的具体研究领域，海外学界对甲骨文的研究，其考释和理解远不如我们。但西方独有的文化视角和古典写本研究、古典语文学研究、集体记忆等理论，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古埃及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等古老文字早已断流。汉字虽历经演变，但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仍与甲骨文一脉相承。我们把先人创造的灿烂文明和世界文明摆到一起，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才能担当起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匹配的人文底蕴与学术视野。

古文字是我们老祖宗的传家宝，也是追根溯源的密钥。当下，我们应该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传统文化的探究，以及文明之间的交流，对今日世界意义重大。

缝隙里寻找线索，一步步论证驳难

解放周末：您的《古文字构形学》《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传承中华基因——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年来甲骨学论文精选及提要》等著作都是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多年研究过程中，您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事或感想？

刘钊：每个学者在研究中都会有“灵光一现”的时刻。比如我考释甲骨文“疫”字，之前一直在琢磨，结果有一次看闲书，读了一本关于历史上的传染病的书，受到启发，一下就想通了。

甲骨文时代还没有“疫”字，表示“疫”的意思时，是借“役”字为之的。也就是说，甲骨文是用“役”为“疫”的。因为按《说文》的解释，“疫”是从“役省声”的，声符一样，所以“役”可以借用作“疫”。“疫”这个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构成有“彳”、有“人”。“彳”既可以表示道路，也时常用作一种动态符号，有的形体还表示手拿鞭子驱赶人，这就是“役使”的“役”。历朝历代各种疫病很多，文字记录着古代对疾病的认知和态度。

另外，在常年的科研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集体科研和有组织的科研的重要性。当然，这不是贬低独立科研，而是说要重视发挥集体优势，利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扎营盘、打硬仗。只有加强有组织的科研，才容易做出有影响的大成果。

解放周末：2019年您编纂了《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将来它是否会随着新成果的涌现而不断更新？

刘钊：当然。甲骨文研究是一门活的学问，是变动不居的。

比如，甲骨文里有个字，形象是一只脚下面有一条蛇。罗振玉先生将其释为“它”，因为蛇从它。《说文》有记载，说古人草居，见面会问“有它乎？”后来，裘锡圭先生提出不同看法，将这个字考释为“害”，对甲骨文字形的解释是“虫子把脚给咬了”，做到了字形、字义与典籍的充分联系，所有证据链都圆满畅通，学界称之为“完全考释”。

解放周末：一个字要做到“完全考释”非常难吧？

刘钊：这需要积累多年功夫。从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今，共发现单字近4000个。迄今四五代学者前赴后继，仍有近3000字有待破解，这些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文字的发展有其时代性，文字指代的事物也在改变或消失。破解甲骨文首先要了解造字本意，既要跟后世的文字对应得上，也要符合历史实际。这就要求学者有长期训练的古文字素养，同时熟读古书，方能将考释与传世文献互证。此外，研究者还需要了解金文、战国时期的简牍等类文字，甚至再往后的小篆、隶书等文字。这些都是甲骨文形体的后世延续。

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通告，对破译未释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这悬赏7年的“一字十万金”，至今仅一人摘取。他就是我们中心的蒋玉斌教授，他破译了甲骨文中的“蠢”字，于2018年获得该奖励。

解放周末：普通人眼里，古文字研究是非常枯燥的。作为躬耕于此几十年的学者，您在其中感受到了哪些“乐事”？

刘钊：我的研究主要涉及商代到汉代这一段的早期文明记录。无论出土材料还是传世文献，往往都用很少的字说出深奥的道理。比如《老子》五千言，从身外大宇宙到内心小宇宙，内涵丰富至极。

即使到了今天，研究、考释的过程对我来说依然充满神秘感。别人不认识的字，我能考出来，如老吏断狱、神探破案——从问题产生到收集资料、到比较各家之说……缝隙里寻找线索，一步步论证驳难，最后解决问题，行过千山万水，眼前豁然开朗。这一刻，你就是这个字在今世的知音。而被学界认可、文章被征引、考释被收入辞书，同样获得感爆棚，相较而言，此前的跋涉所受的苦就不算什么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和学者

解放周末：当年您是如何走进古文字研究这个领域的？

刘钊：我本科是学考古的，吉林大学77级历史系考古专业。我们的系主任是张忠培先生，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我读大学的时候去野外实习，参与河北蔚县夏家店文化的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亲手发掘了很多石器、骨器、陶器。但我比较喜欢看字，想了解古代人的思想观念，于是考研的时候就报考了古文字专业。我的老师是姚孝遂先生，他的先生、我的师爷是于省吾先生，也是中国考释出甲骨文最多的人。

走上古文字研究这条路后，我得到了许多前辈的言传身教，姚先生，还有裘锡圭先生，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1978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当时的“科研典型”理科是陈景润先生，文科就是裘锡圭先生。我从报纸上知道裘先生后，初生牛犊不怕虎，把自己对古文字的考释想法记下来，寄给裘先生请他指正。

读研究生时我曾考释了甲骨文中的“远”字，写好后也寄给裘先生请正。他回信说，他的一篇文章已经考释了这个字。当时我没沮丧，反而很自豪：原来我的想法跟裘先生一样！那时候小，不懂事，常常写信让裘先生帮我复印一些自己找不到的文章，裘先生也不以为忤，都很及时地把文章复印了给我寄来。

解放周末：2007年，您受裘先生邀请来到复旦大学工作，与他相处的时间更长了。

刘钊：裘先生是我见过事业心、责任感最强的学者，很纯粹，学问好，道德水准也很高。他平时常说，人不行，学问肯定做不成一流。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有时候文章发表后，会发现观点跟别人重了。一些人的处理方法是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表明一下。裘先生在这一点上非常严谨。一是要马上表态，不能等。凡是发现跟人重了，一定道歉，表示这是不应有的疏忽。如果还没印，就在文章后加上补白、附记。如果文章已经刊印了，在重新收录文集时会专门添上说明。哪怕别人的想法没有落笔，仅仅口头提到了，他也同样办理，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不掠美、不掩人。

对自己和学生的文章，他更是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严格的人。文章拿给裘先生看，一定要小心，不然一不留神就会被训责。不光文章，平时说话偶尔有字音调读得不对，也会被他指出。比如打电话时，裘先生会冷不丁提醒：“这个字你音读错了，要注意啊。”

裘先生家里的桌子上摆着本大字版的《新华字典》，以备随时翻查。他觉得我们是做文字研究工作的，这方面需要格外较真。不管是谁的文章，只要发现有问题，他都一视同仁。不熟悉先生的人会觉得他的要求那么严苛，难以接受，但我们都习以为常，觉得这才是正常的。

曾有位老师要调走，我写了份报告，准备给裘先生看完后再提交。裘先生带着我坐在那儿，一句句地改，改了一个多小时。语气、用字、用词，都要改到最顺，否则在他那里就会“过不去”。

解放周末：这样的“严苛”，对你们都有影响吧？

刘钊：都训练出来了。早年学生到他家去，站在门口就开始两腿筛糠。因为裘先生说话很重，如发现书读得不好，就会说“你不要再读了”，那自然是恨铁不成钢。但是严有严的好处，遇到问题你就知道在先生那里肯定过不了，自己先解决吧。习惯以后，自己对自己也很严格，逐渐学会了裘先生对学问的态度，更磨出了对学问的专注。很多学生回过头来想，都很感激先生的严厉锻造。

他对学生严格，对自己更严。做学问之外他没有其他任何爱好，所有的兴趣都在工作上。八十多岁时，有一次要做一个手术，手术前一天还趴在桌上写东西。师母和护士连拉带拽把他强行摁到床上休息。动完手术，啥都不能干，他也有办法——放个iPad在枕边，一遍遍地听《老子》。因为要写相关文章，干不了别的就把熟得不能再熟的原典再多听几遍，病愈后加上之前的积累，编成了《老子今研》一书。

渐渐地，我们中心的陈剑老师也跟着裘先生养成了这个习惯。很多人走路听音乐，他听典籍，为的是进入古人的语言环境，培养自己的古汉语语感。

现在，裘先生眼睛不如从前了，可是创作激情更加高涨。他脑子里的存稿很多，这几年在助手的协助下写出了很多大文章，一个一句一句地说，一个一句一句地记录，再两个人一句一句地修改。最近的一篇文章，写了9万多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同样的，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学者。一个值得学习、效仿的榜样就在我的眼前。我们的学术经历、成长环境都与裘先生不同，人生境界也很难达到裘先生的高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刘钊，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

本文原载《解放日报》2023年4月28日09版。感谢《解放日报》和刘钊先生授权发布！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3-4-28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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