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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你就是这个字在今世的知音 ——专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
在 2023/4/29 11:13:46 发布

这一刻,你就是这个字在今世的知音

——专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

■《解放日报》记者 彭德倩

目前存世的16万片甲骨,是后人管窥商代人类生活的线索,也是学者追溯中华千年文明的拼图。

为了用古文字拼出中华文明的绚烂图景,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已倾其半生。

春日下午,走进光华楼西主楼27楼一间四面书墙的办公室,听这位古文字的今世知音说说这一后继有人、必将光大的冷门绝学

假如没有汉字的传承,万古如长夜

解放周末:作为古文字研究专家,您通常会怎么向人介绍古文字研究的意义?

刘钊:就古文字本身来说,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先民记录当时的思想、文化的手段。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绵延3000多年不辍的文字系统。假如没有汉字的传承,万古如长夜,我们对古代社会将一无所知。

文字是记录思想、文化的载体。比如,一个字,甲骨文是一个大人背着一个孩子的形象,有的字形还表现出用襁褓包着孩子、襁褓的带子绑在大人身上。在古代有两个本义,即保护依仗。从大人对孩子的角度来说,是保护、保卫、保障之义;从孩子对大人的角度来说,是依靠、依仗之义。一个字,代表的是一对关系的互作用力,蕴意丰富,又充满了人情味道。

随着出土文献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其中很多内容跟现实联系很紧,包含着跨越时代的思考,比如治国理政、反腐倡廉、保护环境等方面的记载。研究古文字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经世致用,将先人灿烂的思想、文化解读还原,成为当下社会的精神资源。

作为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我们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在这丰沛的宝库中不断深入发掘,并有所发现。

解放周末: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24周年。当下的甲骨文研究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

刘钊:甲骨文研究正处于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方面,要对120多年的研究做总结归纳;另一方面,要在原有基础上踩上新的触发点,突飞猛进。

解放周末: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百余年的甲骨文研究史中有哪些重要的突破与发展?

刘钊:比如,对甲骨文先分类再断代的研究方法的提出。

我们知道,甲骨文形体随着时代的推进在不断演化,早期形体和晚期形体差异巨大。董作宾先生将甲骨文分为五期,并提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十项标准。李学勤先生在五期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系说”——甲骨文的分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应该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进行分类,再判定各类所属的时代。这个方法令甲骨文考释有了长足的进展,解出了很多疑难字。

另外,在本体研究领域,也有很多突破。甲骨文不仅有,还有甲骨本身。龟骨取自什么时代的什么品种的龟,钻凿烧灼方式如何,卜兆的长短粗细倾斜角度……甲骨形态学的探索,可以从载体上了解古人占卜习惯,还原古代占卜场景,对研究古人的吉凶观和宗教观很有意义。

再如,近些年来,甲骨缀合领域有许多新的尝试,缀合成果不断涌现。目前,在存世的甲骨中,已正式发表的甲骨有8万多片,其中碎片占90%以上。甲骨缀合,就是指综合各方面信息,结合照片或实物等要素,将甲骨碎片拼接起来,使原本破碎的材料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材料,这是甲骨文研究新发现的主要来源之一。

2019年,河南安阳师院发布了殷契文渊甲骨文大数据平台。2020年,河南大学推出缀多多系统,让机器通过对拓片边缘形状、字形特征等要素的研判,完成图形比对和运算,自动拼合甲骨。首都师范大学也推出对重系统,可以将散见于不同著录中相同的甲骨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比对出来。

解放周末:今年2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上线了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息库,这个信息库又有何意义?

刘钊:学者的甲骨缀合成果一般通过专著、书刊和网络文章等方式发表,往往散见多处,不便利用,纸质出版品亦不能满足及时增补和更新的需求。我们中心以青年人为主力的师生团队,推出了缀玉联珠甲骨缀合信息库,致力于全面整合甲骨缀合信息,将缀合情况、出处、缀合者等信息汇于一处,提供查检之便。

目前库内共有缀合信息6400余条,并持续更新。上线至今,已有25万余次访问量,共收到70余条专家学者的反馈意见,成为学界检索甲骨缀合成果的主要平台。

把先人创造的灿烂文明和世界文明摆到一起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说,科技的发展造就了古文字研究领域新的触发点?

刘钊:是的。古文字学科的工作越分越细,但对新技术的掌握和开发的重视是一致的。要生发出新的学术增长点,新技术就是催生剂,这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大势所趋。

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是当下很重要的工作。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机器做不到,而是人给机器的信息不够多,机器无法获取更多材料进行系统学习和分析,这方面需要尽快赶上。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古文字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刘钊:我认为可以用五化来概括:精细化、系统化、数字化、普及化和国际化。

精细化,指的是对材料的要求越来越高。未来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对旧材料进行全面的重新整理,尽量多地保留古人留下的信息。比方说,新技术支撑下的照相和印刷技术,提升了甲骨文研究材料的质量,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

搞甲骨文研究,现实条件不允许我们拿着实物翻来覆去地观察,拓片和照片是最常用的研究对象。甲骨拍照历来是一门特别的学问,高手拍一片甲骨,为了找到最佳光线和角度,往往要摸爬滚打一天,还要跟到印刷厂去盯着调色。可就是这样,甲骨文字的字口、钻凿的景深、形态也难以全部还原。现在有了三维扫描及建模技术,拍甲骨从拍正面一个面,变成拍10个角度10个面,立体复原,为三维扫描和3D打印提供了条件。

解放周末:古文字研究的系统化不难理解,数字化也可说是大势所趋。

刘钊:确实,这些年的实践,让很多研究者认识到信息化和智能技术参与的重要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就绕不开大数据、云平台和人工智能。

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多门槛需要跨越。最重要的是,甲骨文研究与计算机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需要互相听得懂。目前学界在走的路径有二:一是立足本校文理结合,比如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就与该校计算机学院合作,探索跨界新文科;二是社会力量参与,腾讯和联想等几家信息技术企业,都已开发相关的社会公益智能服务,与古文字专业合作。

另外,甲骨文研究虽然是个冷门学科,但也有向大众宣传普及的任务,研究者应有使命感。202011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总体规划发布并启动实施。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批12家单位参与。这12家单位承担的课题中,就包括很多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的内容。

解放周末:您还提到了国际化,中国的古文字研究如何体现全球视野?

刘钊:在微观的具体研究领域,海外学界对甲骨文的研究,其考释和理解远不如我们。但西方独有的文化视角和古典写本研究、古典语文学研究、集体记忆等理论,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古埃及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等古老文字早已断流。汉字虽历经演变,但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仍与甲骨文一脉相承。我们把先人创造的灿烂文明和世界文明摆到一起,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才能担当起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匹配的人文底蕴与学术视野。

古文字是我们老祖宗的传家宝,也是追根溯源的密钥。当下,我们应该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传统文化的探究,以及文明之间的交流,对今日世界意义重大。

缝隙里寻找线索,一步步论证驳难

解放周末:您的《古文字构形学》《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传承中华基因——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年来甲骨学论文精选及提要》等著作都是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多年研究过程中,您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事或感想?

刘钊:每个学者在研究中都会有灵光一现的时刻。比如我考释甲骨文字,之前一直在琢磨,结果有一次看闲书,读了一本关于历史上的传染病的书,受到启发,一下就想通了。

甲骨文时代还没有字,表示的意思时,是借字为之的。也就是说,甲骨文是用的。因为按《说文》的解释,是从役省声的,声符一样,所以可以借用作这个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构成有、有既可以表示道路,也时常用作一种动态符号,有的形体还表示手拿鞭子驱赶人,这就是役使。历朝历代各种疫病很多,文字记录着古代对疾病的认知和态度。

另外,在常年的科研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集体科研和有组织的科研的重要性。当然,这不是贬低独立科研,而是说要重视发挥集体优势,利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扎营盘、打硬仗。只有加强有组织的科研,才容易做出有影响的大成果。

解放周末:2019年您编纂了《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将来它是否会随着新成果的涌现而不断更新?

刘钊:当然。甲骨文研究是一门活的学问,是变动不居的。

比如,甲骨文里有个字,形象是一只脚下面有一条蛇。罗振玉先生将其释为,因为蛇从它。《说文》有记载,说古人草居,见面会问有它乎?后来,裘锡圭先生提出不同看法,将这个字考释为,对甲骨文字形的解释是虫子把脚给咬了,做到了字形、字义与典籍的充分联系,所有证据链都圆满畅通,学界称之为完全考释

解放周末:一个字要做到完全考释非常难吧?

刘钊:这需要积累多年功夫。从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今,共发现单字近4000个。迄今四五代学者前赴后继,仍有近3000字有待破解,这些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文字的发展有其时代性,文字指代的事物也在改变或消失。破解甲骨文首先要了解造字本意,既要跟后世的文字对应得上,也要符合历史实际。这就要求学者有长期训练的古文字素养,同时熟读古书,方能将考释与传世文献互证。此外,研究者还需要了解金文、战国时期的简牍等类文字,甚至再往后的小篆、隶书等文字。这些都是甲骨文形体的后世延续。

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通告,对破译未释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这悬赏7年的一字十万金,至今仅一人摘取。他就是我们中心的蒋玉斌教授,他破译了甲骨文中的字,于2018年获得该奖励。

解放周末:普通人眼里,古文字研究是非常枯燥的。作为躬耕于此几十年的学者,您在其中感受到了哪些乐事

刘钊:我的研究主要涉及商代到汉代这一段的早期文明记录。无论出土材料还是传世文献,往往都用很少的字说出深奥的道理。比如《老子》五千言,从身外大宇宙到内心小宇宙,内涵丰富至极。

即使到了今天,研究、考释的过程对我来说依然充满神秘感。别人不认识的字,我能考出来,如老吏断狱、神探破案——从问题产生到收集资料、到比较各家之说……缝隙里寻找线索,一步步论证驳难,最后解决问题,行过千山万水,眼前豁然开朗。这一刻,你就是这个字在今世的知音。而被学界认可、文章被征引、考释被收入辞书,同样获得感爆棚,相较而言,此前的跋涉所受的苦就不算什么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和学者

解放周末:当年您是如何走进古文字研究这个领域的?

刘钊:我本科是学考古的,吉林大学77级历史系考古专业。我们的系主任是张忠培先生,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我读大学的时候去野外实习,参与河北蔚县夏家店文化的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亲手发掘了很多石器、骨器、陶器。但我比较喜欢看字,想了解古代人的思想观念,于是考研的时候就报考了古文字专业。我的老师是姚孝遂先生,他的先生、我的师爷是于省吾先生,也是中国考释出甲骨文最多的人。

走上古文字研究这条路后,我得到了许多前辈的言传身教,姚先生,还有裘锡圭先生,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1978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当时的科研典型理科是陈景润先生,文科就是裘锡圭先生。我从报纸上知道裘先生后,初生牛犊不怕虎,把自己对古文字的考释想法记下来,寄给裘先生请他指正。

读研究生时我曾考释了甲骨文中的字,写好后也寄给裘先生请正。他回信说,他的一篇文章已经考释了这个字。当时我没沮丧,反而很自豪:原来我的想法跟裘先生一样!那时候小,不懂事,常常写信让裘先生帮我复印一些自己找不到的文章,裘先生也不以为忤,都很及时地把文章复印了给我寄来。

解放周末:2007年,您受裘先生邀请来到复旦大学工作,与他相处的时间更长了。

刘钊:裘先生是我见过事业心、责任感最强的学者,很纯粹,学问好,道德水准也很高。他平时常说,人不行,学问肯定做不成一流。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有时候文章发表后,会发现观点跟别人重了。一些人的处理方法是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表明一下。裘先生在这一点上非常严谨。一是要马上表态,不能等。凡是发现跟人重了,一定道歉,表示这是不应有的疏忽。如果还没印,就在文章后加上补白、附记。如果文章已经刊印了,在重新收录文集时会专门添上说明。哪怕别人的想法没有落笔,仅仅口头提到了,他也同样办理,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不掠美、不掩人。

对自己和学生的文章,他更是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严格的人。文章拿给裘先生看,一定要小心,不然一不留神就会被训责。不光文章,平时说话偶尔有字音调读得不对,也会被他指出。比如打电话时,裘先生会冷不丁提醒:这个字你音读错了,要注意啊。

裘先生家里的桌子上摆着本大字版的《新华字典》,以备随时翻查。他觉得我们是做文字研究工作的,这方面需要格外较真。不管是谁的文章,只要发现有问题,他都一视同仁。不熟悉先生的人会觉得他的要求那么严苛,难以接受,但我们都习以为常,觉得这才是正常的。

曾有位老师要调走,我写了份报告,准备给裘先生看完后再提交。裘先生带着我坐在那儿,一句句地改,改了一个多小时。语气、用字、用词,都要改到最顺,否则在他那里就会过不去

解放周末:这样的严苛,对你们都有影响吧?

刘钊:都训练出来了。早年学生到他家去,站在门口就开始两腿筛糠。因为裘先生说话很重,如发现书读得不好,就会说你不要再读了,那自然是恨铁不成钢。但是严有严的好处,遇到问题你就知道在先生那里肯定过不了,自己先解决吧。习惯以后,自己对自己也很严格,逐渐学会了裘先生对学问的态度,更磨出了对学问的专注。很多学生回过头来想,都很感激先生的严厉锻造。

他对学生严格,对自己更严。做学问之外他没有其他任何爱好,所有的兴趣都在工作上。八十多岁时,有一次要做一个手术,手术前一天还趴在桌上写东西。师母和护士连拉带拽把他强行摁到床上休息。动完手术,啥都不能干,他也有办法——放个iPad在枕边,一遍遍地听《老子》。因为要写相关文章,干不了别的就把熟得不能再熟的原典再多听几遍,病愈后加上之前的积累,编成了《老子今研》一书。

渐渐地,我们中心的陈剑老师也跟着裘先生养成了这个习惯。很多人走路听音乐,他听典籍,为的是进入古人的语言环境,培养自己的古汉语语感。

现在,裘先生眼睛不如从前了,可是创作激情更加高涨。他脑子里的存稿很多,这几年在助手的协助下写出了很多大文章,一个一句一句地说,一个一句一句地记录,再两个人一句一句地修改。最近的一篇文章,写了9万多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同样的,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学者。一个值得学习、效仿的榜样就在我的眼前。我们的学术经历、成长环境都与裘先生不同,人生境界也很难达到裘先生的高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刘钊,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

本文原载《解放日报》202342809版。感谢《解放日报》和刘钊先生授权发布!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3-4-28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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