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安大簡《善而》中的人稱代詞“余”

（首發）

王鵬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安大簡第三輯收錄了兩篇“楚辭”類文獻，其中整理者命名為《善而》的篇目共28支簡，其中有26支簡的簡背有簡號，整理者將沒有簡號的兩支簡置於其後，編號27、28。簡帛網《安大簡〈善而〉初讀》第72樓chupu_指出簡27應該移到篇首。網友“桑多涅”根據網上的討論重作了《善而》的釋文[1]。根據桑多涅的釋文，我們認為該篇可以根據重複出現的“余幽勞人兮”分為三章，我們將其節引如下（標點和釋讀略有調整）：

余幽勞人兮！吾眊察吾爲私，吾唯葉之枝。吾德屈而不揚兮，吾潛善而莫吾知。吾溫恭柔忍兮，而或莫吾屑訾。……

余幽勞人兮，余子性不方。信善在下，鯫冥處上。不用恆德，仁彼冥梁。……

余幽勞人兮，余中心痛。請從義與信，不欲從寵。吾惡夫閽人，貴暱而不義兮，吾不以爲親。……

不難發現，這篇文章中第一人稱代詞的使用很有特點，只有每章的第一句使用“余”，其餘部分一律用“吾”或“我”（上面節引的部分沒有“我”，該篇中使用“我”的辭例如“豈我是然兮”（簡2）、“我命在天”（簡15）、“君子毋謂我不信”（簡20-21））。

如果從語法功能來看，似乎很難看出本篇中“余”和“吾”有什麼不同。“余幽勞人兮”的“余”作判斷句主語，“吾唯葉之枝”的“吾”亦可作判斷句主語。“余子性不方”的“余”作定語，“亦非吾心之所式”（簡4-5）的“吾”亦作定語。“余中心痛”的“余”作話題，“吾德屈而不揚兮”的“吾”亦作話題。

《善而》篇每一章都用同一句“余幽勞人兮”開頭，顯然是出於謀篇佈局的考慮。本篇中“余”的使用與其說是出於某種語法的因素，不如說是為了形成特定的語言風格，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學效果。

“余”是漢語中一個十分古老的人稱代詞，在商代甲骨文中即已大量使用。東周時期，隨著“吾”的出現，“余”逐漸式微。根據“中研院”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下列古書中人稱代詞“余”和“吾”的數量如下（“余”或寫作“予”，在檢索時不予區分；由於該數據庫不包含《楚辭》，下表中《楚辭》的數據源自袁梅《楚辭詞典》）：

《尚書》中唯一一例“吾”的用例見於《商書·微子》，不過該篇語言淺近，應該並非當時的作品[2]。從上表我們不難發現，春秋時期“吾”的使用頻率已經超過“余”，到戰國時期該趨勢更為明顯，唯一的例外是《楚辭》，它雖然是戰國文獻，但“余”的使用數量卻顯著超過“吾”。但是，我們不能據此得出戰國時期楚地方言中第一人稱代詞“余”更為多見的結論，因為同樣是楚地文獻的《莊子》，其中“吾”的數量遠高於“余”，和同時代其他文獻保持一致。

《楚辭》中大量使用“余”，應該也是為了形成某種語言風格。上博簡的楚辭類文獻《有皇將起》和《鶹鷅》中使用“余”而不用“吾”，安大簡《善而》中每章開頭一句使用“余”，應該都是出於同樣的考慮。“楚辭”作爲一種文學體裁，在語言上有獨特的風格，最為突出的是語氣詞“兮”的使用。從以上材料看，第一人稱代詞“余”的使用也可以看作這種文體的特點之一。

朱紅對殷商至戰國文獻中“余（予）”的使用情況作了考察[3]，他發現《左傳》表現夢中出現的故人、天使、鬼魂等說話時一定要使用“余（予）”自稱，他對該現象作出如下解釋：

我們認爲這種情况源于“余（予）”多用于古語，在實際口語中已經較少使用，因此給人一種距離感。這種距離感將夢中非現實人物的自稱與記載于古書中的古人自稱聯繫起來，表現一種非現實的場景。其語用功能就是反映語境的非現實性，有莊重義。

我們認為將夢中的非現實人物和“余”聯繫起來，並非是由於“余”具有非現實性，而是因為這些非現實人物在當時人的觀念中亦屬於“古人”，因此說話時會帶有一些擬古的成分。例如：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倏。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宣公三年》）

晋侯夢大厲，被發及地，搏膺而踴，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成公十年》）

“伯儵”和“大厲”雖然是傳說中的人物，但在當時人的觀念裡，他們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是很古老的祖先。所以時人在想象這些“古人”所說的話時，自然會添加一些擬古的成分。這種現象在《黃帝內經》中更為明顯，該書雖然成書於戰國至西漢末年，但其中“吾”只出現了3次，而“余”則出現了70次，與同時代其他典籍表現迥異。這大概是因為該書托名黃帝所作，其中記載黃帝與岐伯、雷公、伯高、俞跗、少師、鬼臾區、少俞等大臣的談話，這些人物在戰國時人看來已然是古人，所以他們所說的話裡自然也會出現一些擬古的成分。

宮島和也指出，清華簡《赤鳩之集湯之屋》中“夏后”所說的話與其他人物所說的語言有所不同，其中或摻雜一些更古老的詞語[4]，例如：

夏后曰：“尔惟疇？”小臣曰：“我天巫”。（《赤鳩》簡10）

夏后乃訊小臣曰：“如尔天巫，而知朕疾？…朕疾如何？”（《赤鳩》簡10-11）

試比較：

湯怒曰：“孰調吾羹？”（《赤鳩》簡5）

在戰國時人的觀念裡，夏后是夏代的人物，小臣（伊尹）和湯是商代的人物，夏后所說的話中繫詞結構使用繫動詞“唯”，第一人稱代詞使用“朕”，都帶有很強的擬古色彩。與之相對的是，小臣說的話裡繫詞結構使用話題句，商湯說的話使用第一人稱代詞“吾”，其語言特點更接近戰國時代。宮島和也指出：

但上述現象也許表示著《赤鵠》的編寫者考慮其故事中說話者的角色而故意選擇一些詞語，讓夏后說比較古老、特殊的或者有特色的語言，以特意表現出他和其他人物──即湯、紝巟以及伊尹──地位、所屬不同的感覺，這似是利用語言層次的一種修辭方式。或者從別的角度來講，這也有可能顯示出當時按照社會層級、出身不同，所用詞語也會有差異這種意識的存在。

宮島把這種古語詞的使用看作一種修辭方式，在我們看來有很大的合理性。楚辭類文獻中古語詞“余”的使用，其實也可以看作一種修辭。

古語詞在口語中使用頻率較低，而在典籍中較為多見，因此很容易帶上一種典雅、莊重的語言色彩。馮勝利說[5]：

交際關係需要不斷調節。調節關係很大程度上就是調節彼此之間的距離：使遠的變近，近的變遠。所謂正式與非正式，其實就是調節關係距離遠近的語體手段：“正式”是“推遠”距離、“非正式”是“拉近”距離。……如果距離是語體産生的內在機制，而正式是拉距的語體手段，那麽典雅呢？我們認爲，正式體的效應産生于共時的距離感（推遠或拉近自己與對象的距離），而典雅體的效應來源于歷時的距離感（抬高或拉平自己相對對象的位置）。前者是現時的，後者是歷時的。換言之，正式與非正式是通過當代語言表達出來的，而典雅和通俗則是通過古代的詞句來實現的。

正是由於古語詞在口語中不常用，因此使用古語詞可以使語言拉開與俗語的距離，產生典雅的效果。不過，除了馮勝利所謂的“歷時的距離感”之外，我們認為典籍和文教也是“典雅”所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比如宋元明清時期的通俗文學作品，其用語與現在的口語有明顯的距離，但我們並不會覺得它們更“典雅”。從古到今，“典雅”語體總是與被奉為經典的文化作品有關。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最初是爲大衆劇場創作的通俗娛樂，但隨著其文學價值被後世不斷闡釋、尊崇並納入教育體系，其語言風格便凝聚爲一種跨越時代的“典雅”象徵。因此，“典雅”之形成，除了歷時距離造成的語言差异外，還需要文化權威將特定文本奉爲典範，並使其承載的價值與美感得以傳承。尚書類文獻被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階層奉為經典，其中一些與當時口語存在差別的詞彙被賦予了典雅、莊重的語體風格，第一人稱代詞“余”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余”之外，《楚辭》中亦有七個使用第一人稱代詞“朕”的用例。黃盛璋說[6]：

楚方言情形特殊，《楚辭》裏有七個“朕”，四個見于《離騷》：“朕皇考曰伯庸”，“回朕車以復路兮”，“哀朕時之不當”，“懷朕情而不發兮”。兩個見于《九章》：“敖朕辭而不聽”（抽思），“固朕形之不服兮”（思美人），一個見于《招魂》：“朕幼淸心廉潔兮”。《離騷》爲屈原所作，其餘兩篇作者雖有問題，但爲楚人所作則無疑間。這七個用“朕”字的例子從其前後文字可以看出幷非仿古，“朕”在當時楚方言裏還是通用的詞，與中原地區情况迥不相同。

肖海華對黃盛璋的意見作出如下評論[7]：

出土戰國秦簡中完全不見｛朕｝的用例，在楚簡中出現的篇目也主要是《尹誥》《程寤》《保訓》《皇門》《祭公》《説命》《封許之命》《攝命》《廼命》《四告》等《書》類文獻，或者至少是《彭祖》《赤鳩之集湯之屋》《湯處於湯丘》這種講述商以前人物故事的篇目，與黃說相符。這些篇目即使是後人擬作，也說明他們很清楚地認識到{朕}是一個古語詞。而且，楚簡中{朕}的使用如此受限，似乎表明它在楚地也已經成爲一個古語詞，《楚辭》中的用例未必就是楚地口語的反映，有可能和東周金文中的一樣，只是上層人士有意追求典雅的結果。

我們認為肖海華的意見更為可從。和“余”一樣，楚辭中“朕”的使用應該也是出於一種修辭方面的動因。

“朕”也是一個十分古老的人稱代詞，不過從使用頻率來看，甲骨文中“余”十分多見，而“朕”則相對少見。以往有學者推測“朕”*ləm和“余”*la可能原本是一個詞。但鑒於二者主元音並不相同，這種推測並不十分可靠。我們認為“朕”可能是一個時代更早的第一人稱代詞，殷商時期它已經開始衰落，而第一人稱代詞“余”則處於興盛期。在東周時期，“余”逐漸衰落，“吾”則取而代之。由於“朕”比“余”更加古老，因此在戰國時人看來，“朕”應該比“余”更加莊重、更加典雅。東漢蔡邕在《獨斷》中說：“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孫玉文在考察了先秦文獻中“朕”的有關用例後指出[8]：

《獨斷》說“朕”字“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就一般情况看，應該是指有身份、地位的人的自稱，而不是所有人的自稱。

……

先秦古書中，第一人稱代詞“朕”一共使用了一百次左右，金文中也有一些用例，還沒有發現一般底層人使用“朕”來自稱的。這是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回過頭再看蔡邕所說的“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可以看得更清楚：蔡氏這種議論，决不能理解爲所有的人都能使用“朕”來自稱，他說“尊卑共之，貴賤不嫌”是就皇帝自稱來立論的，這話沒有錯，但是太籠統。

與“朕”不同的是，春秋戰國時代“余”雖然也已成為古語詞，但並非只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會使用“余”，《左傳》中就有平民使用“余”的例子：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閔公二年》）

賊曰:“畀余而大璧。”（《襄公十七年》）

使圉人駕，寺人禦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襄公二十七年》）

可見相對於“余”，“朕”的莊重色彩更為明顯。其背後的原因在於“朕”相對於“余”而言更加古老。

孫玉文指出，始皇帝選擇“朕”作爲皇帝專屬的第一人稱代詞，一方面是因為這個人稱代詞在口語中已經不再常用，因此該規定不會改變人們日常的語言習慣；另一方面是因為這個詞本來就是一個表示有身份、地位的人自稱的第一人稱代詞，能顯示皇帝的尊嚴。

秦以後得王朝大都沿用“朕”作爲皇帝自稱，但也有些許例外。例如在王莽篡漢之前，曾有意做出一些模仿周公的舉動，並在朝廷廣植黨羽，為其攝政造勢。當時他鼓動大臣向太后進言：

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群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

在大臣們的建言中，王莽攝政期間稱“攝皇帝”，一切儀節都仿照皇帝制度，但因為他不是真的皇帝，所以在細節處又要存在一些差別。差別之一就是“自稱曰予”。肖海華說[9]：

這些無疑是在模仿秦始皇創制，逐項對標皇帝制度，其目的是突出王莽的尊崇地位。選擇｛余｝當然不是因爲它具有謙抑色彩，而是因爲｛余｝在漢代已經消失，成爲了一個遠離民衆的古語詞。

“予”即“余”的異體寫法，大臣們選擇古語詞“余”作爲攝皇帝的自稱，自然是因為這個詞在漢代已經退出了口語，肖海華之說可從。但可以補充的是，先秦漢語中除了“余”以外，還有“台”“卬”等第一人稱代詞，在漢代口語中亦不常見。之所以選擇“余”而不選其他的詞，大概是因為“余”是時代更早，而且在被時人奉為經典的典籍中更為常見，因此帶有更明顯的典雅、莊重色彩。

附記：

本文觀點最初產生於北京大學董珊老師組織的“出土文獻讀書會”，後曾與肖海華同學交流，獲得不少啟發。本文草成之後，蒙鄔可晶老師、肖海華同學、喻威同學指正，謹致謝忱。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5年12月10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5年12月10日

点击下载附件： 2496王鵬遠：說安大簡《善而》中的人稱代詞“余”.docx

下载次数：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