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肯父簋补议

斯派克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34出土有一件叔肯父簋（图1），内底铸有铭文四行35字（含重文1，图2）[①]，可以释写为：

侯休，乍（作）弔（叔）肎（肯）父庙之月，初吉，（考），延侯。侯易（锡）肯父贝朋、牛十。肯父阳（扬）对侯休，用乍（作）宝䬦（簋），其永用。

自器铭公布以来，先后曾有多位学者撰写专文，或对铭文字词进行考释，或解释其反映出的史事礼制[②]。我们在学习这些论著的基础上，对铭文尚有些不成熟的陋见，现写出来向大家请教。

一、铭文解释

器主叔肯父之“肯”，原作，发掘者释为“骨”，《山西珍贵文物档案10》、黄益飞、叶先闯等同之[③]。网友“水墨翰林”引清华简《皇门》“肯”写作为证，指出此字当释为“肎（肯）”[④]；后《霸金集萃》、黄锦前等亦改释为“肯”[⑤]。“骨”从其初文“冎”得声，商周金文中尚未发现从肉的“骨”字，“冎”及从冎之“过”字则写作（铭图[⑥]16365）、（04771），像“骨架相支撑形”[⑦]；战国时期，六国文字的骨常常写作（玺汇3432）、（包山263）、（仰天湖25.30）等形[⑧]，“Z”字形的骨架被类化为上下两重的“/”形。“肯”字则是在其基础上省去一重，《说文》分析为“从冎省”，应可信。季旭昇引《庄子·养生主》“技经肯綮之未尝”，认为“肯”字是“借骨字省掉一些笔画，表示骨间”，存参[⑨]。

事实上，叔肯父所作器此前已有见于著录者，《铭图》01630著录一件“中䏎父鼎”，现藏保利艺术博物馆。铭文原书释作：“中（仲）䏎父乍（作）□宝。”（图3）其中所谓“䏎”字，《新见金文字编》已正确联系上引《皇门》字形释为“肯”[⑩]。对照新出簋铭，鼎铭所谓“中”字显然也应是“弔（叔）”字之残；“宝”上一字隐约可见从宀、宀内部所从不清，颇疑也是表示“庙”一类的字。故鼎铭当释作“弔（叔）肎（肯）父乍（作）□□宝”。鼎铭与簋铭很可能本为同事所作。

簋铭开头的“侯休”学者多与下文“作叔肯父庙”作一句读，唯谢明文在“休”字下点断，作两小句读，但未作具体解释[11]。此从其说并试略作说明。裘锡圭指出，金文及古书中常训为休美义的“休”多是其荫蔽义的引申义[12]，用作谓词时，这类“休”也可以与主语构成主谓句，其后不接宾语，金文中如乖伯簋（05385）“天子休，弗忘小裔邦。归刍敢对扬天子不副鲁休”，与叔肯父簋铭文中的“侯休，……肯父扬对侯休”格式类似，可堪对照，前一个小句中的“休”都表示对主语（侯、天子）的赞美，应该也是由“荫蔽”义发展而来的。若将“侯休作叔肯父庙”作一句读，则“休”的用法较难妥帖解释[13]。这类“休”有时也可以表示“感到休美”，亦即嘉美、喜乐义，如《书·康诰》“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诗·小雅·菁菁者莪》“既见君子，我心则休”等；金文中则见于耳*卣（13291）：“宁史锡耳*，耳*休，弗敢沮。”

铭文中的“侯”，叶先闯、黄锦前皆认为是晋侯，应可信。邹芙都、马超认为指“霸侯”[14]，不确，金文言及霸伯、格伯多见，无一称侯者。从器物年代上看，此时在位的晋侯应是晋武侯。

“作叔肯父庙之月”系以事记时。按照我们的句读意见，“作庙”的主语铭文未明言，有可能是“侯”，也可能是其他人，这需要结合其他线索进行推论，详下文。“庙”字原写作，宀内所从之朝左侧中部的“日”形被简写成了“=”形，导致“朝”整体与“折”近似。古文字中“日”形、圈形与“=”形、“-”形偶有互作之例，如燕王喜的“喜”字既可以写作“”（18017），又可以写作“”（17640）；“（蠢）”^[15]字在师㝨簋（05366）盖铭中写作“”，器铭中则写作“”。又“折”字经常写作“”（12450），楚简中有时也写作“”（郭店简《缁衣》26），其变化方向正与“”相反。故此字释为“庙”应无问题。“之”字旧多释“正”，此从谢明文[16]、黄锦前改释为“之”，将此字写法“”与常见“之”字写法比较，左下侧尚缺一小斜笔，或因铭文书写不严谨所致。

“初吉”为铭文所记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是时新庙初成，要举行落成的祭礼。此类祭祀古书或曰“考”（《春秋经》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诗·小雅·斯干》序“宣王考室也”），或曰“衅”（《左传》定公四年“祓社衅鼓”、《礼记·杂记下》“成庙则衅之，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或曰“落”（《左传·昭公四年》“叔孙为孟钟，飨大夫以落之”、上博简四《昭王毁室》“昭王为室于死沮之浒，既成，将落之”）、或曰“成”（《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17]。铭文中的“”应即指此类祭礼，当从董珊、陈剑、陈建新等学者意见，读为“宣王考室”之“考”[18]。又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M113出土的格公鼎（铭三[19]0216），学者多认为是大河口墓地的第一代霸伯所作，铭文谓“格（霸）公曰铸方鼎二，用溼宫”，此“”亦疑读为“考”[20]。

“延侯”之“延”训为引、进[21]。盖宫室既成，需要延请尊者莅临，参与落成之礼，尊者亦会对下属有所赏赐。类似情况金文习见，如聪[22]尊（11806）“唯六月初吉，辰在辛卯，侯格于聪，侯休于聪，锡臣十家”，“”字不识，揆诸文义，似也是指宗庙一类的建筑。又如庚嬴卣（13337）：“唯王十月既朢，辰在己丑，王格于庚嬴宫，王蔑庚嬴懋，锡贝十朋，又丹一管。”作册般鼎（02314）：“癸亥，王（游？）于作册般新宗。王赏作册醴、贝，太子锡东大贝，用作父己宝[23]。”其中，作册般鼎的“新宗”尤堪同叔肯父簋铭新成之庙对照[24]，黄锦前已指出二者记事相似。

侯赏赐叔肯父的赏赐物包括贝和牛，金文所见赐牛之例不多，通常与鬯酒等同赐，如叔卣（05113-05114）、亢鼎（02420）、任鼎（02442）等。赐牛显然与宗庙祭祀有关，如：

大簋（05170）：唯六月初吉丁巳，王在郑，蔑大懋。锡雏骍犅，曰：用禘于乃考。

簋（05204）：唯四月初吉丁卯，王蔑懋，锡牛三，既拜稽首，升于厥文祖考。

作册令方尊（11821）：明公锡亢师鬯、稌、牛，曰：用祷。锡令鬯、稌、牛，曰：用祷。

铭文末句“肯父扬对侯休，用作宝簋，其永用”是常见的祝嘏之辞，休此处用为名词，是常见的用法，与开篇的动词用法不同。黄锦前也指出，“扬对”的说法又见于甗（03363）、壶（铭三1066）及闻尊（11810），按又可补充寿䍙尊（铭三1019），皆昭穆时器，或为一时之语言习惯。

叔肯父簋部分字的写法也很值得注意，除上文讨论过的“庙”“之”写法较特殊外，又如铭文中“朋”字下部两竖上的短横写作近似“V”形，“其”字下部所从类似“丌”之倒书，“簋”字手持之匙竖笔贯穿手形、致使右侧类似“及”旁等，都是甚少见于其他金文的写法，这可能与本篇铭文书法不佳有关。另外，铭文中用“阳”为{扬}又见于师俞鼎（02344）、尸伯尸簋（05158-5159）、应侯视工簋（05231-5232、铭三0512-513）、应侯视工钟（15317）及大河口M1017出土的霸伯盘（铭续[25]0949）等，也是较少见的用字习惯。

二、相关铭文对读

以上我们对叔肯父簋铭文简作了解释。这篇铭文从格式和内容上都比较特殊，与常见铭文开篇记时不同，铭文首句和结尾两次赞颂侯的休美庇佑；叔肯父营建宗庙的记述，既是交待了作器的背景，也有记时的作用，同时还无疑丰富了我们对当时的宗庙制度和宫室营建情况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已有著录中也存在与之类似的铭文。尹姞鬲（03039-03040）：

穆公作尹姞宗室于繇林。唯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忘穆公圣潜[26]明比[27]事先王，格于尹姞宗室繇林，君蔑尹姞懋，锡玉五品，马四匹。拜稽首，对扬天君休，用作宝。

尹姞鬲铭文的格式与内容都与叔肯父簋较类似：开篇讲穆公为尹姞作宗庙交待背景，其后纪日，在乙卯吉日天君莅临尹姞宗庙，对尹姞进行赏赐，尹姞作鬲对扬休宠。类似地，荣仲方鼎（02412-02413）：

王作荣仲宫。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嘉荣仲玚瓒一，牲大牢。己巳，荣仲速芮伯、㝬侯、子，子锡白金钧，用作父丁肆彝。史。

铭文开篇也是讲王为荣仲营造宫室，尔后纪日，在庚寅和己巳之日，又分别延请到子、芮伯和㝬侯，子对荣仲亦先后有所赏赐。铭文虽未明言，从上下文来看，赏赐的地点也应是荣仲新成之宫。唯荣仲方鼎铭文所记之宫，究竟是荣仲所居之寝宫，还是荣仲所祀之宗庙，限于铭文简略已不可知。

将叔肯父簋与尹姞鬲和荣仲方鼎相比较，还可以发现一些有趣之处。叔肯父簋所处墓葬的年代，发掘者定为西周中期早段[28]，簋的年代应大致与之同时。尹姞鬲的年代，陈梦家定为昭王时期，并认为铭文中的“天君”应是康王后[29]，从器形来看恐略早；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从器形纹饰出发，定为西周中期前段，似可从[30]。荣仲方鼎的年代大约在昭王前后，荣仲的活动年代或可下探到穆王时期[31]。故这三件器物的年代都较为接近，则此类铭文格式似是一时之风气，或有断代意义。

有类似筑造宫室铭文记载的铜器尚有何簋（05136-05137盖），其铭曰：

唯八月，公夷殷年，公锡何贝十朋，迺令何司三族，为何室。用兹簋设公休，用作祖乙尊彝。

张光裕已指出铭文中的“公”当指周公[32]，皆可信；“为何室”李学勤认为可以有给何建造房舍和为何娶妻两种理解，甚或不排除兼有这两种意义[33]。如取建造房舍一说，这里的“室”也很有可能指宗庙之室，亦即这两件何簋的陈设之所。

这几件铜器铭文中的人物关系也颇堪对比。尹姞鬲的器主尹姞一般认为是穆公夫人[34]。荣仲方鼎之器主荣仲本为荣氏小宗，荣氏为畿内姬姓贵族。何簋的器主何张光裕指出当与作于成王五年的何尊（11819）之“何”为同一人[35]，李学勤亦持此说[36]。何尊铭文反映出其为王室的“宗小子”，其祖先名“公”，盖与成王有一定亲缘关系，但显非兄弟父子。这样看来，这几篇铭文中为作器者作宫室宗庙者，其地位往往都要高于作器者，且与作器者之间大多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只不过不必定是直系的血亲。

黄锦前在讨论叔肯父簋时，也曾引到上述几篇铭文，并认为叔肯父可能系晋侯的亲属或重臣，这当然是很有可能的；黄益飞、杨博等学者则认为叔肯父是晋侯之子或晋侯之弟[37]。他们都是将“侯休”与“作叔肯父庙”连读，进而得出的观点。现已知这两句话本不宜连读，则为叔肯父作庙之人就未必是侯了；退一步言之，即使我们认为是承前省略侯为叔肯父作庙，据前引几条铭文例子来看，叔肯父也不必定是侯的小宗。

三、叔肯父的身份与作器原因推测

以往持叔肯父是晋侯之子或晋侯之弟的学者，通常认为这件簋出土在大河口墓地，是M1034墓主人去世后，晋国贵族的賵赙[38]。但这似乎较难解释，晋国贵族为何会把记载晋侯为自己营建宗庙、另立新宗之事，且明记要“永用之”的宝簋賵赠给霸氏贵族。相较而言，我更倾向于认为，叔肯父很可能就是大河口M1034的墓主人[39]。这可以从大河口墓地及其他器物铭文中进行推论。

从墓葬规模看，M1034面积6.13平方米，在出土铜礼器的墓葬中，仅处于中上等；但墓葬中却出土了三件鼎，与墓主人被推测为霸伯夫人的M2和霸伯之弟霸仲墓M2002出土鼎数相同，因此陈晓宇将其与M2、M2002皆划入其所分的第二等级铜器墓，认为墓主人应是霸的高级贵族[40]，对其身份的认定应可信。从墓葬在墓地中的位置来看，M1034恰好处于M1017霸伯墓与其弟M2002霸仲墓之间。与其临近的铜器墓，还有西侧的M1033、北侧的M1037和西北侧的M2001（图4）[41]。其中，M2001随葬一鼎二簋（其中一件为木胎铜簋），M1033随葬一鼎一簋，两座墓墓主人皆为女性[42]。M1037则仅随葬一鼎，且性别不详[43]。韩巍曾据墓葬位置推测，M2001墓主人可能是M2002墓主人霸仲的夫人[44]，若合于事实，则相应地，位于M1034之侧的M1033墓主人很可能也就是M1034墓主人之妻[45]。

图4 大河口墓地鸟瞰图（局部）

发掘者已指出，M1034的年代，与M1017霸伯墓和M2002霸仲墓的年代皆相近，都在西周中期早段。根据人骨鉴定，M1034墓主人殁年约18-19岁，M2002墓主人霸仲殁年在35-39岁左右，M1017霸伯殁年不详[46]，但可知与霸仲为同辈兄弟。则综合墓葬年代、位置及墓主人年龄等信息推测，M1034的墓主人最可能为霸伯、霸仲的弟弟或子侄辈。在两种可能性中继续抉择，如果墓主人是霸伯或霸仲之子，其死后所拥有的墓葬等级应与霸仲类似，很难解释其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反映出的墓葬等级都要低于霸伯、霸仲（相应地，或可能是M1034墓主人夫人墓的M1033，墓葬规模和随葬铜器数量也都小于疑是霸仲夫人墓的M2001）。因此，M1034最可能的身份应是霸伯、霸仲的弟弟，因病早亡（其夫人则在其死后数年方去世），他的墓葬规格也要比霸仲相应减杀一等。

如上述分析可信，则作为霸伯、霸仲的弟弟，其家族排行应为“叔”——正与叔肯父簋器主的排行相同，这恐非巧合。而簋铭所记叔肯父立庙一事，或也可以在霸氏墓地出土铭文中找到旁证。

《礼记·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依古书记载，贵族宗庙数量本有一定规制，一般无需他人为己营作。而《礼记·曲礼下》讲“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曾子问》又说“曾子问曰：‘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叔肯父既排行为“叔”，系这一代的庶子，按照礼制，他的祭祖活动本应该是到所属宗族宗子之庙进行的，而无权自己作庙。而铭文中叔肯父作庙显然又受到了侯的许可甚或帮助，必定有着相对特殊的缘由。

《礼记·郊特牲》“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孔颖达疏：“凡始封之君，不得立出王之庙，故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则可，若鲁有文王之庙，郑祖厉王是也。此皆特赐，非礼之正。”[47]皮锡瑞也说：“凡始封之君，谓王之子弟封为诸侯，为后世之大祖。当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庙，则全无庙也，故诸侯不敢祖天子。……鲁非但得立文王之庙，又立姜嫄之庙，及鲁公、武公之庙，并周公及亲庙，除文王庙外，犹八庙也。此皆有功德特赐，非礼之正。”[48]可知古人本有因功特赐作庙的特例。叔肯父似不能排除是因军功等被宗子赐予了立庙的特权。

不过本文还想另提出一种可能性推测，这要联系M2002出土的格姬簋铭文来解释。格姬簋（M2002:24）起初并未发现铭文，近来随着簋底有关确立霸君继承人的长铭的发现，引发了学者的热烈讨论，相关研究论文众多此不能备述[49]。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同意，铭文主要大意，是霸姬意图立自己的儿子曶成为新一代霸君，并为此向王朝提出了请求。王朝官员在听取了霸姬和晋人伸的意见后，最后准许了霸姬的请求。唯学者对铭文中的霸姬究竟是霸伯的夫人还是霸仲的夫人，以及相应的曶的身份尚有较大争论[50]。韩巍认为霸姬系霸伯尚夫人、曶为霸伯之子，其即位过程亦颇为惊险波折——霸姬挫败了霸仲意图夺取宗君地位的谋划，并获得了王朝的支持，才得以让曶即位[51]。若史事果真如此，叔肯父很可能就在曶的即位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的重要作用，或是为霸姬立下了汗马功劳，故得以因功被赐予作庙之权[52]。如此，则叔肯父簋出现在最可能是霸伯、霸仲之弟的墓葬M1034、内容又恰与另建宗庙有关，便可以同时从墓地和铭文两方面得到了较好的解释[53]。

最后还要再对侯和叔肯父的关系略作讨论。前已述及铭文中的侯当指晋侯，且无法排除晋侯直接为叔肯父作庙的可能性；又据前引尹姞鬲等铭文推测，尊位者为下位者营建宫室，二者常有些亲缘关系。在格姬簋铭文中，借尹氏之口对霸姬说：“尔曰‘其朕子曶作君’，今晋人伸亦曰‘朕甥作君’。”晋人伸称霸姬之子曶为甥[54]，故霸姬应出自晋国。从年代上推测，我怀疑霸姬是晋侯燮父之女，晋人伸可能是晋武侯的庶弟。又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格伯作晋姬簋（04923），张远建、谢尧亭认为当属第三代霸伯所作[55]，这位霸伯的夫人也是晋女，可知晋人有和霸氏通婚的传统。我们尚无法判断叔肯父之妻是否也是晋女，但至少可知叔肯父与时任晋侯为姻亲。或许就是在晋武侯之甥曶被确立为新一任霸君的背景下，晋侯莅临霸参加仪典，并同时出席了霸叔（肯父）的宗庙落成典礼，对叔肯父有所赏赐。也同样是在这一背景下，肯父铸造铜器颂扬晋侯，并在去世后将它带入了墓中。

2020年4月30日初稿

2025年10月17日增改

（本文曾蒙陈建新先生、李曈岳先生、王天骄女士审阅指正，谨致谢忱！）

附记：拙文原作于2020年，因对相关推论自信不坚，一直未作发表，仅有初稿寄呈一二师友求教。后见学者对此器又有陆续讨论，结论与拙说多有相近之处，故拙稿长期弃置不顾。今承师友相询，因检出旧稿略作改写，敢见笑于方家。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5年10月20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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