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所謂古文說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七藝林七
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言：“古文”者凡十，皆指漢時所存先秦文字言之。其一曰：“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此古文似指蒼頡以來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之文字，即余前所謂“殷周古文”，以別於戰國古文者。實則不然，叔重但見戰國古文，未嘗多見殷周古文。《敘》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潘文勤公《攀古樓彝器款識序》遂謂：“《說文》中古文本於經文者，必言其所出；其不引經者，皆憑古器銘識也。”吳清卿中丞則謂：“《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文鐘鼎，亦不言某爲某鐘、某爲某鼎字，必響拓以前，古器無氈墨傳布，許君未能足征。”余案：吳說是也。拓墨之法，始於南北朝之拓石經，浸假而用以拓秦刻石。至拓彝器文字，趙宋以前未之前聞。則郡國所出鼎彝，許君固不能一一目驗，又無拓本可致，自難據以入書，全書中所有重文、古文五百許字，皆出壁中書及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其在正字中者亦然。故其所謂“籀文與古文或異”者，非謂史籀大篆與史籀以前之古文或異，而實謂許君所見《史籀》九篇與其所見壁中書時或不同。以其所見《史籀》篇爲周宣王時書，所見壁中書爲殷周古文，乃許君一時之疏失也。其二曰：“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此亦似謂殷周古文。然無論壁中所出與張蒼所獻，未必爲孔子及邱明手書。即其文字，亦當爲戰國文字，而非孔子及邱明時之文字。何則？許君此語，實根據所見壁中諸經及《春秋左氏傳》言之。彼見其與《史籀》篇文字不類，遂以爲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書與《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殊。許君既以壁中書爲孔子所書，又以爲即殷周古文，蓋兩失之。故此二條所云“古文”，雖似謂殷周古文，實皆據壁中古文以爲說。惟《敘》末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此“古文”二字，乃以學派言之，而不以文字言之，與《漢書·地理志》所用古文二字同意，謂說解中所稱，多用孟、孔、毛、左諸家說，皆古文家而非今文學家也。《易》孟氏非古文學家，特牽率書之。其餘所云古文者六，皆指先秦古文，其尤其顯明者，曰“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曰“皆不合孔氏古文”，又申之曰“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其示《說文》中所收古文之淵源最爲明白矣。至其述山川鼎彝，又分別言之曰：“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云“前代古文”者，以別於孔壁之古文；云“皆自相似”者，以明與孔壁古文不甚相似也。漢代鼎彝所出無多，《說文》古文又自成一系，與殷周古文截然有別，其全書中正字及重文中之古文，當無出壁中書及《春秋左氏傳》以外者。即有數字不見於今經文，亦當在逸經中，或因古今經字有異同之故。學者苟持此說以讀《說文》，則無所凝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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