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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综合] 清华简《尹诰》认定为《尚书·咸有一德》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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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4 15: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清华简《尹诰》认定为《尚书·咸有一德》证据不足

 

刘辵豚

 

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尹诰》被主流观点认定为《尚书·咸有一德》。本文从直接证据、竹简原始状况、简文内容分析三个方面论证了清华简《尹诰》认定为《尚书·咸有一德》证据不足。直接证据《缁衣》的引文只有两句17字相似,并且还有两句8字未出现在清华简中,根据直接证据不能确认清华简《尹诰》是《尹诰》;清华简著作大多篇幅较短、内容丰富繁杂、各篇之间关系不大,很可能是从众多著作中选出用于随葬的部分章节或私人手稿,旁证无法确定清华简《尹诰》是否为《尚书·咸有一德》;通过简文内容的分析,清华简《尹诰》写作水平较低,结构松散混乱,难以让人相信是先秦经典文章。清华简《尹诰》112字中有9处与8篇《尚书》中的内容或句式相类似。可能是学习《尚书》的习作或先秦小说《伊尹说》中的篇章。

 

关键词出土文献   清华简《尹诰》  《尚书·咸有一德》 小说《伊尹说》

 

《尚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的和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清华大学于2008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李学勤先生在《清华简九篇综述》中认定清华简《尹诰》为《尚书》佚篇《咸有一德》:“《尹诰》是《尚书》佚篇,或称《咸有一德》,大家知道,《礼记》中的《缁衣》传系孔子之孙子思所作,里面有两章引有《尹吉》。其一章云:‘《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1]《清华大学战国竹简(壹)》中《尹诰》释文也说明:“原无篇题,此系据《礼记》与郭店简、上博简《缁衣》所引确定。”[2]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理由较为牵强,值得商榷。

 

一、认定清华简《尹诰》为《尹诰》的直接证据不足

 

《清华大学战国竹简(壹)》中明确说明,竹简本身并没有篇题,是根据《缁衣》引文确定为《尹诰》。但引文只有两句话(十七字)相似,十七字中还有五个字的差异,根据注疏,意义也不完全相同。清华简《尹诰》原文:“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缁衣》引文:“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先秦写作有断章取义的修辞方法,在著作中常使用经典著作中的句子。清华简《尹诰》除这两处外,还有多处与《尚书》多篇内容或句式相似,如“非民亡与守邑”与《尚书·大禹谟》:“非众罔与守邦”。因为引文十余字的相似就确定为《尹诰》,显然证据不足。除此之外,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清华简《尹诰》是《尚书》中的一篇。

另外,篇名确认的主要根据是今本《礼记·缁衣》,而《礼记·缁衣》对《尹诰》引文有四句,两句并不见于清华简《尹诰》。《缁衣》引文:“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中有两句“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并不见于清华简。根据科学标准,如果《礼记·缁衣》引文为真,清华简《尹诰》就不是《尹诰》。因为判断标准与被判定者之间有很大差异。

李学勤先生用“阑入”来解释《礼记·缁衣》引文与清华简《尹诰》的差异,“至于‘自周有终’等,注疏都讲不通,简文没有,或许是后来阑入。”但从逻辑上讲,这属于事后的解释,是特设性理由,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从科学角度看,用《缁衣》引文作为判断标准,引文的可信度就高于被判断者的可信度,以《缁衣》引文为判断标准判断清华简《尹诰》,就不能再以清华简《尹诰》作为标准反过来判断《缁衣》引文。否则就陷入循环论证。而且,如果差异的数量超出一定的范围,用于判断的标准就失去了价值。《礼记·缁衣》引文与清华简《尹诰》的差异非常大,几乎超过了一半,已经不能用于直接判断标准。

另外,虽然历史上围绕《尚书》有许多公案,但在清华简书写年代,《尚书》早已成为经典著作,其内容也基本确定。先秦的各种著作中大量引用《尚书》内容,传世先秦文献《左传》、《墨子》、《孟子》、《庄子》等等都大量引用了《尚书》,出土文献郭店简《缁衣》、《成之闻之》中也大量引用了《尚书》,足以见《尚书》在当时的地位和《尚书》内容的确定性。《左传》引用《尚书》达三十余次,《左传》成书距清华简的书写年代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可知《尚书》在清华简书写时代已广为人知。地位如此重要的经典著作讹误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清华简《尹诰》虽然是出土文献,毕竟属于偶然发现的不知来历的俗本。清华简漏写两句的概率,远大于《礼记·缁衣》引文“阑入”的概率。是漏写还是阑入,可以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和内容进行分析。从内容语境看,《礼记·缁衣》引文的意义与清华简《尹诰》的意义完全不同,第三部分会加以分析。

郭店简、上博简的《缁衣》比今本《礼记·缁衣》少两章,其中一章包含四句引文中的三句。如果只以郭店简、上博简的《缁衣》引文为依据,则只有九字,其中还有一字不同。根据一句话就认定为《尹诰》,显然有失偏颇。

可能因为时间仓促,出土的先秦文献释读常常会出现错误。篇题确定错误的情况也出现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3]《孔子诗论》的内容现在看并不是“孔子的诗论”,是未知名作者的诗论,只是有几处引用了孔子的观点,都有明确说明。用《孔子诗论》的篇题很容易引起误解。

 

二、根据竹简原始状况,用统计分析方法判断,

无法认定清华简《尹诰》是《尚书·咸有一德》

 

现代科学技术广泛用于考古学,出土文献的整理、断代、识别、材质的物理性能分析、笔迹分析等都必须借助于科学方法。除此之外,统计分析、理想实验、实验还原等方法也可以用于出土文物的分析。

统计分析的方法是一种对研究对象进行数量关系分析的方法,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统计分析。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相互结合的方法,实质上也是一种统计分析的思想。出土材料具有真实、随机、有限等特点,但地下材料只可能是当时众多材料中极小的一部分,出土文献只能视为当时所有文献的随机抽样。只有借助于统计分析的方法,通过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才能正确地对当时文献的整体情况进行科学的判断分析。当然,统计分析方法是一种数学方法,使用统计分析方法需要严格的前提条件,得出的结论也有严格的适用范围。

清华简《尹诰》是不是《尚书》佚篇,必须依赖现有证据进行分析。前面直接证据的分析,也是一种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对清华简的原始状况进行分析。笔者缺乏清华简的原始数据,无法做详细的数据分析。但通过现有公开资料的粗略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竹简的原始状况无法认定清华简《尹诰》是《尚书·咸有一德》。

 

(一)从竹简的原始状况看,

清华简是一些零散的篇章或私人手稿。

 

首先,清华简来路不明,不能确定是随葬品、窖藏或者其他的埋藏方式,甚至不能确定是一处出土,还是几处出土。如果是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如郭店简、九店简、包山简等,可以通过墓主的身份判断竹简的地位。另外,浙大简入藏时装于木胎漆盒内,并且有遣册。上博简入藏时和泥水胶合在一起,保持原始状况。而清华简入藏时已经被整理过,装于塑料箱内,部分简用现代竹片衬托。[4]仅从竹简提供的物理信息看,清华简的考古价值低于浙大简、上博简、郭店竹简和包山简等。

其次,碳十四测定清华简的年代在公元前305年前后30年,当时处于战国中晚期,正是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的时代。此时距秦统一中国最晚仅50年时间,可以把所有的先秦著作看成一个判断的依据。先秦虽然距今已有2200多年,但依然留下了大量的传世著作。这些著作大多自成体系,在清华简年代之前的《左传》有27万字,在清华简年代之后的《吕氏春秋》有23万字,作为清华简《尹诰》判断依据的《礼记》有13万字。清华简包括残简不过2388支,推测原简约1700-1800支左右,估计只有几万字。仅从数量上看,清华简只是浩如烟海的先秦著作中极小的一部分,并不具有特殊性。

和清华简年代相近的出土文献有郭店简、九店简、包山简、上博简、浙大简等等。这些出土文献可以看成是当时所有著作的随机抽样。上博简有八十余种著作,清华简有六十余种著作,郭店简有十六种著作。这些著作内容繁杂,风格差异很大。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相互重合的著作很少,和今本先秦著作相同的也很少。结合当时繁荣的文化背景和传世文献看,可以推断出当时各种著作数量巨大,远远超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一般而言,传世文献应该是一个时代所有著作中的精品,所以才能流传。而出土文献在无法判断作者和不考虑内容的情况下,只能当做普通的文字材料。如同今天我们随机抽取各种文字材料,这些材料可能是重要的著作,但概率更大的只是普通知识分子甚至是学生的习作或手稿。清华简在不考虑著作内容的情况下,并不具备特殊性。

所有先秦出土文献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多篇幅较短,内容繁杂,著作之间的相关性较小。清华简1700-1800支简包含六十余种著作,上博简1200余支简约3.5万字包含了八十余种著作,郭店简13千字包含了十六种著作。同类著作较少,加起来篇幅也不长。不同类著作的书写、字体、尺寸、形制等有明显区别。《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九篇著作中:六篇简背有次序编号;三篇简背有篇题;竹简长度大部分45cm,短的只有28.6cm44.5cm,长的有47.5cm;九篇著作有七种字体[5]。竹简都是用毛笔书写,书写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可以通过实验还原的方法确定)。竹简用普通竹子制作,材料很容易获得。司马迁《史记》有五十余万字,都是用竹简写成。这么短的著作,这么多人书写在不同的竹简上,不合常理。比较合符情理的推断是,这些竹简只是墓主生前所有书籍中很少的一部分,可能是主人经常阅读的、喜欢的或者常用的书籍的部分篇章,或者是私人手稿或者私人著作,选取出来用于随葬。这也符合随葬品的特点。

战国中晚期,正处于文化繁荣时期,个人拥有的书籍也应该非常丰富。“学富五车”这一成语就是描写战国中期惠施的书籍有五车之多。先秦时期书籍大多用竹简书写,一部著作占的体积非常大。如果墓主人生前书籍较多,全部用于随葬不太可能,挑选一部分用于随葬,是比较合理的推断。这也可以解释,同一著作的出土文献与今本文献比较,出土文献很多章节有缺失。例如郭店简《缁衣》、上博简《缁衣》、郭店简《老子》、上博简《周易》等著作相比今本都有缺失。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某种丧葬习俗,也许和避讳有关系。清华简来路不明,不能确定是随葬品、窖藏或者其他的埋藏方式,这是非常遗憾的。

另外,清华简与上博简、郭店竹简、浙大简等同期出土文献之间相同的著作很少,可以推测大部分出土文献流传不广。

 

(二)通过竹简的物理性质分析,

不能认定清华简《尹诰》是《尚书》一篇。

 

清华简《金縢》大部分内容可与今本《尚书·金縢》对应,可以确认为《尚书·金縢》。这可能是整理者认为清华简《尹诰》是《尚书》一篇的旁证。我们可以对清华简竹简本身的状况进行类比分析。根据齐一性原则,如果竹简的字体、笔迹、尺寸、形制等相似,是同一类著作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可能性较小。如果确证竹简的字体、笔迹、尺寸、形制等相似,而记录的著作之间没有关系,可以推测出,同一批竹简记录的著作是相互独立的,彼此没有显著的类别关系。

清华简《尹诰》共4支简,简长约45CM,三道编,简背有次序编号,没有题名。清华简《尹至》共5支简,简长、形制、字体风格与《尹诰》一致,认定为一人同时书写[6]。但《尹至》并没有认定为《尚书》中的一篇。

《金縢》共14支简,简长约45CM,三道编,简背有次序编号,有题名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清华简《耆夜》共14支简,简长、形制、字体风格与《金縢》一致。[7]有题名为:“夜”。但《耆夜》并没有认定为《尚书》中的一篇。

根据上面四篇著作比较可见,在清华简中,字体、笔迹、尺寸、形制等相同的著作,并不一定是同类著作。

《金縢》简与《尹诰》简的区别有:1、一个有题名,一个没有题名。2、字体风格不同。因此是同类著作的可能性较小。

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出结论:清华简所含著作彼此没有显著的类别关系。因此无法根据旁证来判断清华简《尹诰》是否为《尚书》中的一篇。

 

三、通过清华简《尹诰》内容分析,

可能是学习《尚书》后的习作或先秦小说《伊尹说》中的佚篇。

 

在文物鉴定中,通过文物包含的文化信息来判断文物的性质是最重要的手段。通过清华简《尹诰》的内容来确定是不是《尚书·咸有一德》是更为重要的方法。当然,这是一种主观的方法,准确度依赖于判断者的品德、学识和心证,尤其是诚实不带成见的品德,是主观鉴定最重要的前提。我们可以诚实地依靠一些简单的、可靠的、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文化信息做判断清华简《尹诰》的性质。

有些学者对清华简《尹诰》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如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黄怀信先生的《由清华简〈尹诰〉看〈古文尚书〉》[8],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的《清华简〈尹诰〉研究》[9],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先生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收录的〈尹诰〉是一篇伪作》(发表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方网站),张岩先生的《清华简〈咸有一德〉、〈说命〉真伪考辨》(发表在国学网上)。笔者下面的分析某些论据有类似之处,但论证过程和结论不同。

清华简《尹诰》的篇幅不长,不算标点符号仅112字。极个别的文字释读有争议。本文依据的释文来自《清华大学战国竹简(壹)》,全文如下: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10]

 

(一)《礼记·缁衣》引文与清华简《尹诰》相似语句的意义完全不同

 

清华简《尹诰》的直接判断依据是《缁衣》中的引文。引文有两句,其中一句“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与清华简《尹诰》有四个字不同,清华简《尹诰》为:“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另外《缁衣》引文还有两句“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并不见于清华简。如果仔细分析上下文语境,引文的意义和清华简《尹诰》中的意义完全相同。

对于《礼记·缁衣》引文与清华简《尹诰》文字上的不同,李学勤先生的解释是:“《礼记·缁衣》另有一章引有:‘《尹吉》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尹吉》,亦《尹诰》也,……。‘见’或为‘败’,‘邑’或为‘予’。’这句在清华简《尹诰》中是‘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败’字与郑注或本相应,至于‘自周有终’等,注疏都讲不通,简文没有,或许是后来阑入。”[11]

这个的解释值得商榷,如果“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是阑入,去掉这两句,上下文就读不通了。《礼记·缁衣》:“《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如果把清华简《尹诰》原文代入,变成了:“《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显然语句不通。

郑玄的注全文并不长,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全文引用。郑玄注:“尹吉,亦《尹诰》也。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邑,或为‘予’。”(从这段注释可以看出古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治学态度,虽然两千年前就知道“吉”为“告”之误,但历代都没有擅自更改,而是保持了原貌。)显然,郑玄并不认为“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讲不通,而是认为“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并且和前文相呼应,“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孔颖达同样也没有提出异议,认为这两句讲得通,“周,谓忠信。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终,其辅相之臣,亦如先君,亦得终久也。引者,证人君若修德行善,则能终。”

这两句也出现在《尚书·太甲上》中,“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 结合上下文,其意义前后连贯,清晰自然。(今本《尚书·太甲》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伪书,但仅就意义而言,这两句是非常确切的。)

《缁衣》引文在文中连接的是论题,这句话在清华简《尹诰》中连接的是对话。二者的章法不同,意义也应该不同,仔细阅读,它们的区别非常明显。经典的文章大多是作者用心血写成,更改字句很容易读出来。如果把这个引文去掉,不仅论证没有原文严密,而且文采也逊色不少。

如果综合《礼记·缁衣》引文和清华简《尹诰》的上下文语境,结合前人的注疏,这两句话的意义完全不同,是两句不同的话。《缁衣》引文:“惟尹躬天(先)见于西邑夏”,意指伊尹的先祖见证了夏的兴起。清华简《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伊尹本人见证了夏的衰亡。把这个意义放回原文中,非常自然。清华简《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其众。’”前后文相呼应。《礼记·缁衣》:“《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太甲》引文与《尹诰》引文,一反一正,论证“人君修德行善”的重要性。“惟尹躬天(先)见于西邑夏”用于论证“自周有终,相亦惟终”的真实性。

 

(二)清华简《尹诰》的写作水平较低

 

先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繁荣昌盛的时期之一,其经典作品达到了今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令人叹为观止,是后人学习的典范。例如《诗经》、《尚书》、《楚辞》、《左传》、《庄子》等等。相比先秦的经典著作,清华简《尹诰》内容写法幼稚,显得杂乱无章。更像一篇水平不高的习作。

首先,清华简《尹诰》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主题:伊尹与商汤都有纯一之德,“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第二部分,论述君民同心的重要性,“非民亡与守邑”。第三部分,论述友邦的重要性,“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最后结论,论述君王造福于民的重要性,“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 一篇短文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之间应该有密切的逻辑关系。但很显然,这四部分缺乏因果关系,结构松散。主题“咸有一德”意义非常明确,即:皆有纯一之德。郑玄注:“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贰,则无疑惑也。”但后面三部分内容都和“君臣皆有壹德不贰”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四部分相互之间也缺少呼应,意义不连贯,没有章法。

其次,清华简《尹诰》的语句不流畅,更像一篇习作。例如,“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其众。”意义重复,读起来不通畅。黄怀信先生认为“‘自绝其有民’当作‘自绝于天’。《尚书·泰誓下》言商王受(纣)‘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是其证。”[12]如果把这句改成“夏自绝于天,亦惟其众。”前后语句更加通顺自然,与后句“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可以呼应。

尤其是尾句“乃致众于亳中邑”,在文中也显得非常突兀和累赘。主题是“咸有一德”,前面是对话,没有这一句,并不影响意义的表达。而且这一句的意义并不完整,似乎没有说完,放在结尾很不自然。

 

(三)清华简《尹诰》的思想与《尚书》的整体思想有明显差异

 

《尚书》本是远古政治文献汇编,历经唐虞夏商周,篇目繁多。经后人整理,其思想和风格都有某种一致性。孔颖达:“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总万机,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渐,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云之后。

    再看清华简《尹诰》,把国之兴亡完全归结为人君的赏赐,过于简单幼稚。虽然这一思想也来自《尚书》,赏罚都是政治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尚书》中的论证严密合理的多。如《尚书·汤誓》:“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武成》:“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比较清华简《尹诰》:“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其思想上的差异,一目了然。

清华简《尹诰》的文风也完全不像《尚书》,缺少一种气势。如果把它放入《尚书》,很容易发现它们的区别。这种区别远远大于《尚书》内各篇之间文风的区别。

 

(四)清华简《尹诰》可能是学习《尚书》之后的习作

 

清华简《尹诰》只有112个字,却有九处与八篇《尚书》中的内容或句式类似。它们分别是《咸有一德》:“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泰誓上》:“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大禹谟》:“后非众罔与守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大诰》:“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汤誓》:“格尔众庶,悉听朕言”;《汤誓》:“予其大赉汝”;《盘庚上》:“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有些内容和句式出现在《尚书》的多篇中,笔者只选取了较为有代表性的。)

可以比较清华简《尹诰》,笔者把与《尚书》相似句式或内容用粗体标出,并附上孔安国或孔颖达的注疏(标点符号略有改动),可以清晰地发现清华简《尹诰》与《尚书》的关系: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孔颖达:言己君臣皆有纯一之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孔安国:西邑夏,夏都在亳西),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孔颖达:君非众人无以守国)厥辟作怨于民(孔安国:酷虐民,结怨之),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孔颖达:曰有夏桀不其长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坠失其王命。)”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孔安国:大化天下,道我友国诸侯)”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汤誓》:“格尔众庶,悉听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孔安国:赉,与也。)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孔安国注:吉言,和喻)”乃致众于亳中邑。

短短112字中就有九处使用《尚书》的内容或句式,应该有特殊的原因。《尚书》是当时学习写作的必读之书,《礼记·王制》:“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郭店简《六德》:“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13]考虑到清华简《尹诰》的写作水平不高、篇幅很短、没有篇名等特点,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清华简《尹诰》是学习《尚书》后的习作或者以《尚书》为依托写作的先秦小说。

 

(五)清华简《尹诰》可能是先秦小说《伊尹说》中的佚篇

 

先秦诸子百家中有小说家,先秦“小说”的意义和今天的意义有所不同。“小”意是小道,与“大道”相对。“小说”意指细碎俗语,街谈巷说,一般篇幅较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14]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小说家的著作不少,可惜都佚失了。《汉书·艺文志》列小说家“计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如:“《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关于《伊尹说》,鲁迅认为《吕氏春秋·本味》可能是本《伊尹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亦云‘青鸟之所有甘栌’,说极详尽,然文丰赡而意浅薄,盖亦本《伊尹书》。”[15]李学勤先生认为清华简《尹至》、《尹诰》可能为《吕氏春秋·慎大》所本,“对照《吕氏春秋·慎大》,可知两篇都曾为《慎大》作者所见,并且引为叙事的依据。”[16]

清华简所含著作中有些类似小说,如黄德宽先生认为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应该就是先秦的小说[17]。李学勤先生也认为“《赤鹄之集汤之屋》的性质可说与《伊尹说》类似,但成篇年代要早一些。”[18]

从内容看,清华简《尹至》、《尹诰》都是“伊尹说”。如果以先秦小说“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的标准衡量,清华简《尹至》和《尹诰》“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可能就是《伊尹说》中的篇章。

 



[1]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32页。

[3]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

[4] 李学勤,《清华简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5] 贾连翔,《清华简九篇书法现象研究》,《书法丛刊》,2011年第4期。

[6]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27页。

[7] 贾连翔,《清华简九篇书法现象研究》,《书法丛刊》,2011年第4期。

[8] 黄怀信,《由清华简尹诰古文尚书》,《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9] 廖名春,《清华简尹诰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0]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33页。

[11] 《清华简九篇综述》,李学勤,《文物》,2010年第5期。

[12] 黄怀信,《由清华简尹诰古文尚书》,《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3]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

[14]《中国小说史略》,鲁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6]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17] 黄德宽,《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先秦“小说”——略说清华简对先秦文学研究的价值》,复旦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8] 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 年第8期。

 

 楼主| 发表于 2015-2-4 15:29 | 显示全部楼层
清华简《尹诰》认定为《尚书·咸有一德》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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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22 15: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辵豚 于 2016-6-22 15:19 编辑

所有先秦出土文献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多篇幅较短,内容繁杂,著作之间的相关性较小。清华简1700-1800支简包含六十余种著作,上博简1200余支简约3.5万字包含了八十余种著作,郭店简1万3千字包含了十六种著作。同类著作较少,加起来篇幅也不长。不同类著作的书写、字体、尺寸、形制等有明显区别。

 

战国中晚期,正处于文化繁荣时期,个人拥有的书籍也应该非常丰富。“学富五车”这一成语就是描写战国中期惠施的书籍有五车之多。先秦时期书籍大多用竹简书写,一部著作占的体积非常大。如果墓主人生前书籍较多,全部用于随葬不太可能,挑选一部分用于随葬,是比较合理的推断。这也可以解释,同一著作的出土文献与今本文献比较,出土文献很多章节有缺失。例如郭店简《缁衣》、上博简《缁衣》、郭店简《老子》、上博简《周易》等著作相比今本都有缺失。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某种丧葬习俗。清华简来路不明,不能确定是随葬品、窖藏或者其他的埋藏方式,这是非常遗憾的。另外,清华简与上博简、郭店竹简、浙大简等同期出土文献之间相同的著作很少,可以推测大部分出土文献流传不广。

 

 …… 《尚书》本是远古政治文献汇编,历经唐虞夏商周,篇目繁多。经后人整理,其思想和风格都有某种一致性。孔颖达:“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总万机,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渐,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云之后。” 再看清华简《尹诰》,把国之兴亡完全归结为人君的赏赐,过于简单幼稚。虽然这一思想也来自《尚书》,赏罚都是政治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尚书》中的论证严密合理的多。如《尚书·汤誓》:“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武成》:“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比较清华简《尹诰》:“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其思想上的差异,一目了然。清华简《尹诰》的文风也完全不像《尚书》,缺少一种气势。如果把它放入《尚书》,很容易发现它们的区别。这种区别远远大于《尚书》内各篇之间文风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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