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杨一光 于 2013-12-2 13:12 编辑
文/杨一光 关键词/李敖 生殖器 “圭”
李敖对生殖器一类的东西总是很感兴趣,因此也总有扯不完的相关话题。他说“且”是生殖器,“也”是生殖器,又说“圭”也是,而且是“典型的男人生殖器的造型”。前著二文,驳其“且”、“也”之说,于是接茬顺便,就连这“圭”说也一块儿“圭(堆)”了吧。
“圭”从二“土”,像垒土叠筑之形,是“堆”的本字。“堆”原作“垖”,本作“𠂤”,或作“厽(垒)”,其与城邑之“邑(阝)”亦是同字。人之居住始于土功,即首先须垒土叠筑以为居址,然后才得以安居。是故与居住或居址有关的字多从“邑(阝)”,如“都”、“邦”、“邨(村)”等。
“邑(阝)”即是“𠂤”,亦即“圭”,后“圭”字由堆土垒筑义而专指“土圭”,遂别义于“𠂤”、“邑(阝)”。
《周礼·地官》:“凡建方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又:“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周礼·春官》:“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圭。”通过以上史料可知,这“土圭”应是建居立址的首要。而结合玉圭之形可知,它应该是由堆土筑成的碑形建筑物。其作用是观测日影,即通过土圭之投影变化,来确定房屋、街道之朝向,测记封国领土之幅员、四季之时令以及计时等,即它本是一项实用性的建筑或者说是工具。而后世之封国多是在原居旧址上进行,是故这土圭的实际作用基本就废弃了。但其封国的内涵犹在,于是便有了象征性或礼仪性的礼器之“圭”,也就是玉制的“圭”。是故封国之“封”亦从“圭”。
这礼器之“圭”本作“珪”,或省作“圭”。其形制是“锐上方下”,即顶为尖圆之形,底呈方折之状,而这也就是李敖所说的“典型的男人生殖器的造型”。其实这玉圭之形,应是源于土圭的形制,而它的实际用途亦是由土圭的作用演变而来,即是封土建邦的一种象征性信物。
封土建邦,即分封诸侯,这是有等级区别的,是故“圭”的尺寸大小,纹饰以及颜色(玉质)也都有所不同。《周礼·冬官考工记》:“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通过这些记载可知,除天子用圭外,分封用圭则统称之“命圭”,这说明这类圭都是载有命符的,即是要镌刻或书写上被封者的姓名、爵位以及所封之地等内容在上的。而这载有命符的“圭”,对于其后世的继承者来说,首先,它是合法继承的一种信物,即其作用应相当于后世的传过玉玺。其次,它应该是地方诸侯与周王室间的一种信符命约。因此在朝见周天子的时候,都要执“圭”前往,且“奠圭于缫上”(《仪礼·觐礼》),即要与周天子一同供奉祭奠。要之,这圭上的名号,也是周天子的先人。
由于“圭”是守土与继承的重要信物,因此在其继承者那里,它应该是供奉在祖庙中,且要随时加以祭奠的。而这也就应该是后世的“祖宗牌位”的由来。
其实后世的碑也是由“圭”发展演变来的一个实物。《礼记·檀弓》:“公室设丰碑”,《仪礼·聘礼·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这说明,早期的碑仍然是延续着“土圭”计时的作用。而汉代以后用的墓碑则应该是直接原形于玉圭,或者说就是“祖宗牌位”作用的另一延伸使用。是故汉代早期的墓碑就是“锐上方下”,即是玉圭的形制。
李敖说的“……‘木主(牌位)栖神’,说来说去,都是用牌位做祖先的一个象征。”这话无疑是对的。可他接着又说:“这象征是用生殖器做大特写”,这话就开始犯混了。又说:“中国人崇拜男人生殖器,统治者父死子继,当然更崇拜得不亦乐乎,于是大家比谁的生殖器大、谁的老子生殖器大,而以“圭”的大小,像征权位的大小”——这说的更不贴边甚至是有些流氓文化的味道了。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社会发展史常识的就应该清楚,“生殖崇拜”只应该存在于人类文明的开蒙时期,它是生存条件恶劣下的当时人们对人丁接续,种族繁衍的一种祈盼,或者说是关于生育现象的某种神秘心理的曲折反映。而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文明,已经相当的发达,不可能存在一如李敖这样的愚昧认识。
总之,“圭”是建邦封国的实用之物,后则演变为礼器之用,其与男性生殖器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