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12-7-6 20:39
原题：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
刘跃进（文学研究所）：先 秦、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文化及有关典籍的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也遗留了不少问题。二十世纪 的考古发现，尤其是其中的甲骨文、金文、简帛佚籍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为先秦秦汉典籍的整理以及上古文明史的探索，带来了新的契机，并促 成了有关新兴学科的迅速发展。从文学史的研究来看，这些新发现不仅仅是提供了有关新的资料，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对先秦、秦汉文学史的一些传统观念。
江林昌（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确 实如此。早在七十多年前，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研究院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著名演讲中就已明确指出："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 历史已经、而且还将继续证明：这是一个平实而又深刻的见解。而今，我们又处在这样一个"新发现"的时代，李学勤、裘锡圭两位先生多年来一直活跃在学术前 沿，为海内外学术界广泛瞩目。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请两位先生畅谈自己的研究体会，并对先秦、秦汉文学史的研究发表真知灼见。既然"新发现"是我们这个时 代学术的显著特点，那就围绕着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这样一个热点话题畅所欲言吧。
江林昌、刘跃进（以下简称江、刘）：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不妨从下列四个方面展开：一、考古发现与二重证据法；二、简帛佚籍与古籍整理；三、考古发现与文学史、文明史研究；四、为什么要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中国历史研究所）：最后一个论题主要是由我提出的，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还有待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裘锡圭（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我们就先从前三个问题谈起。
一、考古发现与二重证据法
江、刘：考 古发现使我们对书面文献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里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 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王国维先生因此而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二 位先生在研究当中，也经常运用"二重证据法"，请谈谈具体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