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标志符号《炷》

吉羊

 

 

 中华民族的标志符号《炷》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刻符

公孫無知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吉羊

<DIV>另附网上资料摘编：
炎
炎,火光上也。――《说文》
火曰炎上。――《书•洪范》
秉畀炎火。――《诗•小雅•大田》
南有炎火千里。――《楚辞•大招》
赫赫炎炎。――《诗•大雅•云汉》。传:“热气也。”
南方曰炎天,又东北曰炎风。――《吕氏春秋•有始》
炎帝
传说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又称赤帝、烈山氏或厉山氏，位于黄河上游、渭河地区。据《史记》等古籍追记，炎帝姓“伊耆”，名石年。母为有娇氏女，名日女登，是少典正妃。生炎帝。长于姜水，故有‘姜’姓之称。据《纲鉴》等记载：“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其俗朴，重端悫，不岔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于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肠谷，西至三危，莫不从其化。”
相传其母名女登，一日游华阳，被神龙绕身，感应而孕，生下炎帝。传说炎帝人身牛首，头上有角。炎帝生于烈山石室，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炎帝少而聪颖，三天能说话，五天能走路，三年知稼穑之事。他一生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教百姓耕作，百姓得以丰食足衣；为了让百姓不受病疾之苦，他尝遍了各种药材，以致自己一日中七十次毒。他又作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道。其族人最初的活动地域在今陕西的南部，后来沿黄河向东发展，与黄帝发生冲突。在阪泉之战中，炎帝被黄帝战败，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合并，组成华夏族，所以今日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后代」。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宋代《路史.国名》载：“炎帝后，姜姓国，今宝鸡有姜氏城，南有姜水”。炎帝传说在宝鸡民间和官方流传经久不衰。宝鸡市区和南郊常羊山建有炎帝祠、炎帝陵，海内外炎黄子孙每年清明节和农历七月七举行盛大祭祀纪念活动。
目前史学界同时支持另一种说法，即黄帝活动于黄河下游，泰山西侧，炎帝活动于黄河下游，泰山东侧，两部落为了争夺统治权，在阪泉也即逐鹿（两者是指同一地点，皆在泰山周围）决战，黄帝战胜并流放炎帝于南方（后召回），开创了华夏一统的局面。
炎帝文化是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是凝聚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民族之魂，更是激励华夏儿女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创新奉献的精神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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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以各自的伟大历史功绩，均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普天下炎黄子孙的世代崇敬。
据《周易》、《管子》等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以及长江流域包括湖南多处发掘考证的距今七千至九千年的古文化遗存表明，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相传炎帝始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耕耘，遍尝百草以医民恙，治麻为布以御民寒，陶冶器物以储民用，削桐为琴为怡民情，日中为市以利民生，剡木为矢以安民居，重演八卦以探天象，后在南巡中为民治病采药，日遇七十毒而不辍，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炎帝功昭日月，德泽后世。他所开创的原始农耕文明，使先民们改变了茹毛饮血、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全部生活来源的状态，开始走上创造性的社会，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绿色革命”。特别是世代流传的炎帝率领众先民鏖战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厚德载物的民族团结精神，更是中华民族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产生的源头和典范。 
炎帝在神农时代开创了丰富多彩的原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而形成的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融合为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炎黄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不息，为我国的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海内外炎黄子孙都有着对自己伟大民族和共同祖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炎黄文化已成为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爱国情结的巨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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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网上资料摘编：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常与猪头或猪下颌骨共出，除部分为采集外余皆出于墓葬中，图像符号一般出于中型以上的墓葬中，随葬品丰富、有木质棺椁，陶尊经常有意放置。从陶尊的出现地点（大中型墓），放置方式（置于相对固定位置），结合陶符的释读情况及时代背景，我们相信，陶尊很可能不是实用器，而是为了祭祀或者其它宗教活动专门生产的一类器具，而有符号的陶尊的墓主人可能是级别较高，有文字使用权的阶层，职责应该是祭祀。关于大汶口文化的陶符，学界多认为可以算作早期的文字，也有人认为，大汶口符号主要不是用来记事的，而是用于祭祀，跟后世的道符之类相似，似文非文，似画非画，应该和陶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在考古学上也有比较翔实的材料能证明大汶口人向西南迁徙至长江中游。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大汶口文化最西南已经分布到河南周口地区另外，带有典型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墓葬等遗存在河南省境内也有大量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带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遗存在河南境内已经发现七十余处，在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典型墓葬就多达十余座。平顶山寺岗发现一座，随葬品有长颈壶、粗柄豆、高柄杯等。从这些墓葬的葬俗，随葬品及墓主的拔牙习俗⑧：从这些典型特征我们可以断定这些墓主均是来自东方的大汶口人。
另外，山东省以外发现的比较重要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还有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学术界根据其文化面貌和内涵以及所出的与大汶口文化类似的陶器刻划符号认为，尉迟寺遗址也是大汶口人向西南迁徙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综合考虑尉迟寺遗址和大汶口文化在河南境内的传播情况：我们认为大汶口人最可能的迁徙路线是从山东本土陵阳河一带出发到安徽蒙城尉迟寺，然后到河南境内，在河南向西南经南阳盆地到达江汉平原。这时距离他们离开大汶口文化典型区域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刻符主要出现于晚期阶段，绝对年代在距今5000——4600年，而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出现类似符号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阶段，绝对年代约在距今4600——4000年，据此我们推测大汶口人迁徙所用时间可能在五、六百年左右），因此文化面貌与典型大汶口有较大不同。但是，大汶口文化在宗教、祭祀等意识形态发面处于一个相对更高的发展阶段，而宗教及部族观念等意识形态又是文化中相对顽固的因素，所以南迁后的大汶口人在宗教习俗方面仍企图保留它原有的代表性的因素。我们今天所见的尊形器及其上的刻划符号当是南迁的大汶口先人所留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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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文明”是社会学家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按照摩尔根的观点,人类社会达到文明阶段的标志是创造了文字并且用它来记录语言、历史。这个观点,在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区别时,是大家普遍接受的。用这个观点来审视中华文明的开端,必须找到汉字产生的最上限。在中国传世的古书如《荀子》、《吕氏春秋》里,都谈到自黄帝时起,其史官仓颉便已创造了汉字,可以说,中华民族自黄帝时起便已进入了文明社会,而黄帝年代约当公元前三千年的时期,所以我们通常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毋庸讳言,上举二书的记载是带有一定程度的传说性质的,所以,近些年来,某些外国学者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跨度提出了怀疑,他们根据目前所发现的晚商甲骨文,把中华文明的开端定在商代,这样,中华民族也就只有三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种事物,在成熟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的漫长过程,特别像文字这种东西,更不可能在一个早上突然跑入社会中来去担当起记录语言、历史重任的。而商代的甲骨文完全是成体系的、与语言同步的成熟的汉字,不可能在商代一下子便如此完善,它必然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所以把商代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显然是不恰当的,应当把中华文明的形成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近年来,大汶口文化遗址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的发现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线索。关于这些陶符的性质,李学勤先生曾作过研究,指出它们“同后世的甲骨文、金文形状结构接近,一看就产生很像文字的感觉,只见于特定器种,而且在器外壁的一定位置上,与金文在器物上的位置类似。象形而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化,不是直接如实的描画。与装饰性的花纹不同,不能分解为若干图案单元。”(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12)现在,多数人已倾向认为它们就是文字。大汶口文化在公元前4300～前2500年之间,以此为开端的话,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足有五千年的历史,而唐兰先生后来更倡言“中国有六千年的文明史”。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是用不着怀疑的。</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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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面鸟首彩陶壶高20.8厘米，1981年出土于甘肃秦安王家阴洼。 
陶壶制作使用的时代是新石器时代，属于半坡晚期文化类型。 
摹本为同一彩陶壶的正面主视图以及左视图。主视图中的墨线非常形象的表现了猪的脸。而且图中的猪没有獠牙，说明这是已经驯化的家猪而不是野猪。 
古代常用猪代表财富和生育，代表女性。 
在游牧民族中，猪是很难养的动物（猪不像牛，羊，狗那样适合游牧迁徙）。 
随着种植业的发展和猪的驯化，很多和猪有关的字产生出来。比如“家”（房子底下有猪。豕，读shi，意思就是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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