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敖说的“圭”

杨一光

 

文/杨一光     关键词/李敖   生殖器   “圭” 

 

李敖对生殖器一类的东西总是很感兴趣，因此也总有扯不完的相关话题。他说“且”是生殖器，“也”是生殖器，又说“圭”也是，而且是“典型的男人生殖器的造型”。前著二文，驳其“且”、“也”之说，于是接茬顺便，就连这“圭”说也一块儿“圭（堆）”了吧。

 

“圭”从二“土”，像垒土叠筑之形，是“堆”的本字。“堆”原作“垖”，本作“𠂤”，或作“厽（垒）”，其与城邑之“邑（阝）”亦是同字。人之居住始于土功，即首先须垒土叠筑以为居址，然后才得以安居。是故与居住或居址有关的字多从“邑（阝）”，如“都”、“邦”、“邨（村）”等。

 

“邑（阝）”即是“𠂤”，亦即“圭”，后“圭”字由堆土垒筑义而专指“土圭”，遂别义于“𠂤”、“邑（阝）”。

     

    《周礼·地官》：“凡建方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又：“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周礼·春官》：“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圭。”通过以上史料可知，这“土圭”应是建居立址的首要。而结合玉圭之形可知，它应该是由堆土筑成的碑形建筑物。其作用是观测日影，即通过土圭之投影变化，来确定房屋、街道之朝向，测记封国领土之幅员、四季之时令以及计时等，即它本是一项实用性的建筑或者说是工具。而后世之封国多是在原居旧址上进行，是故这土圭的实际作用基本就废弃了。但其封国的内涵犹在，于是便有了象征性或礼仪性的礼器之“圭”，也就是玉制的“圭”。是故封国之“封”亦从“圭”。

     

     这礼器之“圭”本作“珪”，或省作“圭”。其形制是“锐上方下”，即顶为尖圆之形，底呈方折之状，而这也就是李敖所说的“典型的男人生殖器的造型”。其实这玉圭之形，应是源于土圭的形制，而它的实际用途亦是由土圭的作用演变而来，即是封土建邦的一种象征性信物。

     

     封土建邦，即分封诸侯，这是有等级区别的，是故“圭”的尺寸大小，纹饰以及颜色（玉质）也都有所不同。《周礼·冬官考工记》：“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通过这些记载可知，除天子用圭外，分封用圭则统称之“命圭”，这说明这类圭都是载有命符的，即是要镌刻或书写上被封者的姓名、爵位以及所封之地等内容在上的。而这载有命符的“圭”，对于其后世的继承者来说，首先，它是合法继承的一种信物，即其作用应相当于后世的传过玉玺。其次，它应该是地方诸侯与周王室间的一种信符命约。因此在朝见周天子的时候，都要执“圭”前往，且“奠圭于缫上”（《仪礼·觐礼》），即要与周天子一同供奉祭奠。要之，这圭上的名号，也是周天子的先人。

 

由于“圭”是守土与继承的重要信物，因此在其继承者那里，它应该是供奉在祖庙中，且要随时加以祭奠的。而这也就应该是后世的“祖宗牌位”的由来。

 

其实后世的碑也是由“圭”发展演变来的一个实物。《礼记·檀弓》：“公室设丰碑”，《仪礼·聘礼·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这说明，早期的碑仍然是延续着“土圭”计时的作用。而汉代以后用的墓碑则应该是直接原形于玉圭，或者说就是“祖宗牌位”作用的另一延伸使用。是故汉代早期的墓碑就是“锐上方下”，即是玉圭的形制。
     

李敖说的“……‘木主（牌位）栖神’，说来说去，都是用牌位做祖先的一个象征。”这话无疑是对的。可他接着又说：“这象征是用生殖器做大特写”，这话就开始犯混了。又说：“中国人崇拜男人生殖器，统治者父死子继，当然更崇拜得不亦乐乎，于是大家比谁的生殖器大、谁的老子生殖器大，而以“圭”的大小，像征权位的大小”——这说的更不贴边甚至是有些流氓文化的味道了。

 

其实只要稍微有点社会发展史常识的就应该清楚，“生殖崇拜”只应该存在于人类文明的开蒙时期，它是生存条件恶劣下的当时人们对人丁接续，种族繁衍的一种祈盼，或者说是关于生育现象的某种神秘心理的曲折反映。而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文明，已经相当的发达，不可能存在一如李敖这样的愚昧认识。

      

          总之，“圭”是建邦封国的实用之物，后则演变为礼器之用，其与男性生殖器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