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出土文獻與古史重建
<H1>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H1><H2></H2>
<DIV class=lai><SPAN>李学勤 </SPAN>《 光明日报 》（ 2013年09月11日 14 版）</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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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史墙盘<BR></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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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殷墟甲骨文<BR></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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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RONG>编者按</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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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到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竹简，再到近年从海外购回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清华简、北大简等，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大大推动了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引领了一股利用出土文献探究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学术潮流。作为中华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出土文献研究已经成为拉动文史哲研究的强力“引擎”，而如何通过理论、范式、方法的总结和创新，进一步深化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不懈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今天，本刊邀请李学勤、黄德宽、朱凤瀚三位专家对此进行解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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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然而和其他古代文明国家一样，我们的古史越向上追溯，就越显得模糊荒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时间相距久远，当时能传留到后世的信息不多，同时受古人思想观念影响，真实的历史信息常与种种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不易分辨。因此，古史已被遗忘淡化，需要重建，而问题的核心在于重建的方法途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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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上世纪20年代开始，持续到抗战的“古史辨”大讨论，归根结底正是古史研究的方法论之争。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作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这一讨论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指摘了“疑古之过”。他认为疑古学者“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他所说“二重证据法”，是以 “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作为古史研究的方法论，王国维这一论点对学术界有深刻启发，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紧密结合的先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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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王国维所讲的“二重证据法”，是以他本人多年研究实践的丰硕成果为基础的，自然也难免受到他那个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列举“纸上之材料”，从《尚书》《诗》《易》，一直到周秦诸子和《史记》，差不多包括了所有有关的传世典籍，而“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即甲骨文字与商周金文。王国维当年只能提到这两者，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仍处于发轫阶段，到后来李济先生论“古史重建”时，就将田野考古放到突出的位置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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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甲骨文和金文，用现在通行的词语说，都属于出土文献，所以王国维心目中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彼此印证。尽管如此，王国维依据他所能利用的出土文献甲骨金文材料，在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他的几篇名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不朽的论作。特别是他对商朝世系的论证，说明了《史记·殷本纪》基本真实可信，使“载祀六百”的商代历史存在和确立无可怀疑，实在是古史研究中的大事。我们依据出土文献来重建古史，应当以王国维先生的工作作为范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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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今天，在中国考古工作迅猛发展之后，与古史研究密切关联的出土文献，其内涵的丰富、品类的繁多，都远远超出王国维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出土文献研究本身已经形成了四个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分支，即甲骨学、青铜器及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通过这几个学科分支的进步，学者们正在古史重建的道路上不断前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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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以下就让我们展望一下出土文献研究对古史重建可能取得哪些成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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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先谈甲骨学。近些年来，对于殷墟所出商代晚期甲骨卜辞的分期断代，学者已经建立了新的学说系统，将卜辞分别为王卜辞和非王卜辞，再把王卜辞划分为小屯村北与村中南两系，这大大便利了卜辞的整理释读，使卜辞所反映的史事更清楚准确地显现出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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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现在知道，殷墟甲骨卜辞以两个时期的为最多，一个是武丁时期，一个是商末文丁、帝乙、帝辛时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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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武丁即传世典籍中的殷高宗，据说在位59年，属于这一时期的卜辞，差不多占所有殷墟卜辞的一半。特别是小屯YH127坑和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卜辞，已经得到初步整理，相当详细地展示出武丁盛时的历史面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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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商末的甲骨，包括村北系的黄组卜辞和村中南系的无名组晚期卜辞，数量也比较多，内容涉及重要历史事件，如对盂方、夷方等的战争等。同时，这个时期的金文亦多，不少可与甲骨卜辞联系对照，增加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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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由上世纪50年代起，发现了在商代甲骨文以外还有西周的甲骨文。西周甲骨卜辞迄今已有一系列发现，地点广及山西、陕西、北京、河南以及山东，但是数量较为零碎。其间最重要的是陕西岐山凤雏和周公庙出土的卜甲，其卜辞对于研究周初历史有很大裨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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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青铜器及金文的研究，虽然起源甚早，在宋代已相当发达，然而近年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西周王室世系的证实，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上面我们已经说到王国维以来的学者怎样根据甲骨文的研究，证明了《史记》的商王室世系基本可据，但西周世系的论证要晚许多。1976年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史墙盘，列举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的称号，作器时的“天子”是恭王，这只有世系的前一半。到了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佐，或释）盘，在恭王之下又补上了懿王、孝王、夷王、厉王，作器时“天子”是宣王，这样，除西周末代幽王外，世系业已完整，列王次第全同于《史记·周本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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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西周有三个时期的金文，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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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首先是周初的武王、成王时期。如利簋记伐纣牧野之战，大保簋记平武庚三监之叛，方鼎、禽簋记周公东征，沫司徒簋记封康叔于卫，何尊记营建洛邑等等，都可与《尚书》《史记》等典籍对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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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其次是西周早期之末的昭王时期。古书所载昭王向江汉地区发展，如古本《纪年》说的征伐楚荆及到南方巡狩史事，大多可在金文中得到确证。比较重要的，关于伐楚荆有令簋、京师畯尊、胡应姬鼎等；关于南巡的有静方鼎、中方鼎、中甗、析尊卣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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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再就是西周晚期的厉王、宣王时期。过去关于厉王时的历史，能从古书里知道的，差不多只有任用荣夷公专利，激发国人起义一事。由于一批当时的金文，如宗周钟、伯父簋、翏生盨、鄂侯驭方鼎、禹鼎等的发现和考释，大家才了解到厉王之世南夷、东夷入侵，造成战乱的情况。至于后来宣王继位，王朝对南方夷人与北方狁作战等等情节，有不其簋、虢季子白盘、兮甲盘等金文。宣王十八年的驹父盨、二十三年的文盨，更是所谓“宣王中兴”的证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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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既属于战国文字研究，又属于简帛学，兼跨这两个学科分支的出土文献，是战国简帛。大家知道，在过去历史上有过两次战国简书的重大发现，就是西汉前期的“孔壁中经”和西晋初年的“汲冢竹书”，前者之中的古文《尚书》、后者之中的《纪年》，都长时期影响着古史的探究。近年战国简帛有一系列发现，内容为严格意义上的书籍的，主要有三批，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郭店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上博简，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清华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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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书写的，其文字是当时的楚文字，其性质是秦代焚书以前的书籍，书的类别则互有不同。郭店简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上博简亦以儒书为主。清华简则主要是经史之类的典籍，其间以《尚书》一类文献为多，也有《诗》《礼》《乐》《易》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华简里面已经整理出一部完整的史书《系年》，共有23章，概要地记述了自周朝建立直至战国前期的历史。清华简还有一篇《楚居》，详细记载了楚国的世系和历世都邑所在，如结合上博简多种有关楚史轶事的篇章，可能对楚国历史有所补充修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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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可以预见，今后出土文献的品类和数量将越来越多，通过“二重证据法”，与传世典籍结合互证，我们一定能够更好地重建古史，阐明我们民族、国家和文明的起源。（作者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际欧亚学院院士）</P></DIV></DI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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