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历制度的再检验——对夏含夷教授西周年表的修正与重新认识
双元历制度的再检验<br><br>——对夏含夷教授西周年表的修正与重新认识<br><br><br><br>夏含夷教授的大作《古史异观》一书中收录了《西周朝代的绝对年代》一文。文中，夏含夷教授利用天象、金文历谱与文献记载，试图重现西周的绝对年代。并且给出了共和以前的西周年表，足为一家之言，现载录如下：<br><br>武王，公元前1049/1045-1043年，3年；<br>成王，公元前1042/1035-1006年，37年；<br>康王，公元前1005/1003-978年，28年；<br>昭王，公元前977/975-957年，21年；<br>穆王，公元前956-918年，39年；<br>共王，公元前917/915-900年，18年；<br>懿王，公元前899/897-873年，27年；<br>孝王，公元前872-866年，7年；<br>夷王，公元前865-858年，8年；<br>厉王，公元前857/853-842/828年，16/12年。<br><br>为了调和出如上历谱，夏含夷教授在文中使用了倪德卫先生的双元历制度。即：周王即位后守丧3年（实际为26个月），正式即位于丧期结束时。故第2个元年（NY2）比第1个元年（NY1）晚2年，即：<br>NY1 -NY2 =2；<br>上表中也可看出此种规律。<br>然而，不难看出，年表中的穆王、孝王和夷王只有一个元年，尚不满足双元历两个元年的要求，稍微推论一下即可认为西周诸王均为双元年，现小议如下。<br><br>一、夏含夷教授西周年表的建立<br>1.克商之年的选定<br>班大为先生计算得到文王之时五星会合事在 BC1059年，这种奇异的天象每500余年一次，是为一个决定性的证据。五星会合次年文王受命，后14年克商，克商之年当在BC1045年。再结合《逸周书·世俘解》的历日，以及《国语》中的天象记载，均与BC1045年暗合。故BC1045年实在是不二的选择。<br>近日读班大为先生《从天象上推断商周建立之年》，文中对于盟津官兵的天象解释非常有意思，班氏认为岁星的一次奇异的移动，导致了军事行动的破产：<br><br>接下了发生的事一定使得武王处于进退两难的绝境，因为木星突然不在配合他们的行动。在以前的几个月中木星一直向东朝着被称为朱鸟的星象运行，在10月6日达到了78°，正是11年前五星聚会的位置。在这一点上木星停下来，整整一个月没有再向前走，这无疑使周的领导者惊慌失措。他们一定意识到了当木星再次开始运行时（在公元前1048年11月5日之后），他一定不是继续向着朱鸟，而是如每一次停留之后一样，应该向着西方退行。……将木星从鶉火附近的退行解释为退师的一个信号与人们知道的后来的做法是相符合的。<br><br>如果上述推论成立，那么盟津观兵之受命11年为BC1048，开始伐纣之受命13年为BC1046，克商年为BC1045，和于夏含夷教授结论，似乎可以成为一个旁证。<br>2.厉王年数的选定<br>文中详细论证了厉王年数不当有37年之久，此在文中甚详细，这里不在重复。<br>3.其它西周王年的处理<br>依据金文历谱与文献记载得到，然似乎有不足之处，将在下面进行探讨。<br>二、穆王元年的探讨<br>夏含夷教授给出了BC956年为一个元年，如其为NY1，则NY2为BC954；如其为NY2，则NY1为BC958。那么另一个元年究竟是BC954，还是BC958呢？我认为应当是BC958年。《古本竹书纪年》有“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如此可得穆王元年：<br>1058-100=958；<br>故另一元年为BC958年，可以组成958/956的双元年。且经过调整后，昭王年数由21年变为19年，符合《竹书纪年》的记载。<br>三、孝王元年的调整<br>夏含夷教授给出了BC872年为一个元年，同上，如果认为BC874为另一个元年，则懿王与孝王的年数可由之前的27/7调整为25/9，同于《今本竹书纪年》。而且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说明这种调整有一定的道理。<br>夏含夷教授给出的厉王元年为857/853，相差为 4年。夏氏认为这个特例是由于厉王在即位时年龄太小的原因。《今本竹书纪年》认为厉王生于孝王7年。如果不进行调整，厉王正式即位才12岁，不符合礼法。如果进行调整，厉王正式即位年龄相应的变为了14岁，符合礼法14岁即位的要求。<br>四、修正后的西周年表<br><br>武王，公元前1049/1045-1043年，3年；<br>成王，公元前1042/1035-1006年，37年；<br>康王，公元前1005/1003-978年，28年；<br>昭王，公元前977/975-957年，19年；<br>穆王，公元前978/956-918年，41年；<br>共王，公元前917/915-900年，18年；<br>懿王，公元前899/897-873年，25年；<br>孝王，公元前874/872-866年，9年；<br>夷王，公元前865-858年，8年；<br>厉王，公元前857/853-842/828年，16/12年。<br><br>此表除了康王、穆王之外，其余诸王年数均符合《竹书纪年》记载（修正后的《竹书纪年》，祥见夏含夷教授《《竹书纪年》与武王克商的年代》一文）。且康王与穆王年数均由两端的双元年所固定，可以说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年表更加符合历史的事实。<br>五、商末诸王年代<br>在上述西周修正年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上推商末诸王年代。<br>1.帝辛年数<br>夏含夷先生已经根据帝辛10-11年伐人方的甲骨推出了帝辛元年为BC1086年，并且得到了《竹书纪年》的旁证。故帝辛在位41年。<br>2.武乙<br>由文王受命之年BC1058为文王42年，可以推出文王元年为BC1099，且可以得到文王35年月食的佐证。这样王季末年为BC11<P>嘿嘿，双元年。一则本身没有直接证据，历谱方案也没有全合，可能性多达几百几千种。二则，自己就给枪毙调了，晚期某些王的第一个元年纪年系统里已经有十几年出现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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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法的探讨更多的是在纷繁的解释中再添一种不确定的解释，雾里看花，花落谁家！用不确定的东西去推导不确定的东西，结果却是确定的，这是不是否定之否定在历法中的重演，行得通吗？
<P>以守丧3年后正式即位，而认为周王有双元年的说法，暂時来说恐怕还是假多于真。</P>
<P>三年之丧的守丧制是否真如后世解释的那样的三年不言(即三年不理政)，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很值得怀疑？！</P>
<P> <孟子.滕文公 上>便明载滕文公的父亲定公死了，孟子教行"三年之丧"，并鼓动文公说:"斋疏之服，飦粥之食，</P>
<P>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但滕国君臣反驳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君先君亦莫之行也"，可知当時并无此制。</P>
<P><左传.文二年>载:"(冬)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P>
<P>始也"。此为文公初娶，故曰"元妃"。从文公父僖公前年十二月卒，至此冬及大祥，若時有"三年之丧"，以<春秋></P>
<P>及<左传>的笔法应该讥之，而<传>反而说"孝，礼之始也"。又，<传>文公卒于二月，子宣公次年即位，三月便</P>
<P>逆夫人，为時更短，而<经><传>也没有讥其无礼，便可知当時的丧礼并没有三年之说，或者是没有三年空位期。</P>
<P>而<淮南子.齐俗>也说"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內未一，故不为三年之丧始"，可见以三年之丧而认为有双元年之</P>
<P>说是解释不通。</P>
<P>结论就是:双元年之说实在是和稀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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