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使用IE9以上版本或非IE内核的浏览器。IE浏览器请取消兼容性设置,非IE内核浏览器也无需使用兼容模式。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学术动态详细文章 背景色:
字体大小:放大 缩小 原始字体
遼寧省博物館編著、劉寧主編《遼寧省博物館藏金石文字集萃》出版
在 2022/4/16 19:00:08 发布

辽宁省博物馆编著、刘宁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金石文字集萃》出版

 

辽宁省博物馆编著、刘宁主编《辽宁省博物馆藏金石文字集萃》于2021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定价560元。以下是该书的目录、前言、后记及内页展示。

 

书影

 

目录

前 言 / 刘宁 / 8

 

第一章 铜器

(一)出土铜器 / 16

(二)传世铜器 / 92

 

第二章 砖瓦陶铭

(一)出土砖瓦陶铭 / 222

(二)传世砖瓦陶铭 / 248

 

第三章 封泥

(一)出土封泥 / 262

(二)传世封泥 / 270

 

第四章 碑石

(一)东汉石经残字 / 288

(二)魏晋碑 / 306

 

附文

鸟纹三戈的再研究 / 李学勤 / 312

商三勾兵研究及著录 / 316

介绍一件罗振玉旧藏的羹匕 / 单育辰 李松儒 / 318

燕王职戈考释 / 张震泽 / 324

辽宁地区出土青铜器概述 / 刘宁 / 328

 

附表

辽宁省博物馆藏先秦时期有铭青铜器一览表 / 332

器物著录书刊简称对照表 / 358

 

后记 / 359

 

前言

刘宁

1934年伪满洲国在原奉系军阀汤玉麟的官邸设立了国立博物馆1938年改称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1946年改为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古物馆194811月沈阳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接管了该馆,1949年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东北博物馆,并于同年77日正式向社会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最早建成开放的一座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195915日始改称辽宁省博物馆。

 

馆藏文物中,有旧藏,有通过征集、购藏、接收、考古发掘等多种途径入藏的历史文物,颇为可观,不仅数量多,年代跨度大,而且独具历史与文物价值。藏品的积累从建馆时的1万余件,增加到现在近12万件,有20个文物分类,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精品荟萃、独具特色的藏品体系。在众多的藏品中,以书画、缂丝刺绣、青铜器、碑志及辽宁地区考古出土文物等最具特色和影响。尤其是其中一些考古出土秦汉以前带铭文的器物,以及罗振玉曾收藏或著录过的青铜器等一批文物,对研究某一时代的某些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  出土青铜器

辽西地区出土了近60件商周之际的窖藏青铜器,集中分布于大凌河上游的喀左县境内,共发现有六处窖藏,计有喀左县马厂沟、北洞、山湾子、小波汰沟和义县花尔楼等地。这些窖藏青铜器,具典型商周青铜器特点而又有一些区域特色,出土的几乎全部都是大型青铜礼器,未见爵、斝之类的青铜酒器,且多铸有族徽一类铭文,是研究辽宁地区古民族、古方国的重要资料[1]。其中孤竹罍的出土,为考证孤竹国在辽西的具体地理位置,提供了科学证据,证实了商代孤竹国的所在与辽西有关[2]。伯矩甗、圉簋与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出土的青铜器同铭,郾(燕)侯盂(原件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受燕侯赏赐的诸族铜器的出土,表明周初封燕,其势力就越过燕山到达了辽西[3]。这些具有较高历史内涵的铭文,充分地印证了《左传·定公四年》中提到的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周初分封诸侯的政策,及《左传·昭公九年》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同时,在这几批青铜器中已出现了一些区域特色和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如喀左小波汰沟青铜器窖藏出土的[4],器耳上独特的三层动物纹装饰,是北方草原题材与商周彝器风格交融的典范。

 

关于这几批窖藏青铜器的来源,学者们意见不一。有学者认为这是西周初年燕国祭祀山川时埋藏的青铜礼器[5];也有学者认为,这批青铜器还可能与箕子东迁有关,为探索商代箕族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6];还有学者认为这是荆轲刺秦失败后,燕王喜在逃亡辽东的路途中匆忙埋下来的,为《战国策》卷31《燕策三》中记载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的史事提供了实物依据[7]

 

从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末期,辽宁及其周边地区流行一种有别于中原直刃式青铜剑的曲刃式青铜短剑,形制比较特殊,与中原地区常见的直刃剑形制差别较大,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

 

青铜短剑文化在东北青铜文化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使东北地区青铜文化,在形成地域特色的同时,仍保持和中原地区同步发展的趋势。随着铁器的推广进而燕文化的强势,这一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从战国中期起越过医巫闾山,以点线到面的态势向辽东甚至更远地区深入,一方面为燕秦汉王朝在辽宁地区建立郡县、秦汉帝国的统一并得以长期延续做好了准备,一方面也将东北亚古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到汉代出现了以辽阳(襄平)为中心的一度繁盛。

 

公元前3世纪初,燕昭王遣大将秦开却东胡,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其中辽东、辽西和右北平郡的部分地区位于今辽宁境内。又修筑燕北长城,防御东胡等游牧民族的南下,辽宁地区正式纳入燕国版图。在辽宁境内发现的燕国布币中,也是以襄平布出土最多,襄平即今辽阳,是当时辽东郡郡治所在地。襄平布流通时间在公元前3世纪初燕国设置辽东等五郡,至公元前222年秦灭燕的七八十年间。随着燕国势力的东进,东北南部纳入燕的统辖,辽宁地区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辽宁地区出土的燕国青铜兵器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战争与征服,如北票东官营子采集的燕王职戈[8]、北镇亮甲河采集的燕王喜短剑,以及传世较多的燕王矛等。

 

除燕国的兵器外,燕秦时期战争中的遗存,主要是青铜兵器,在辽宁地区多有发现,如大连庄河出土的赵国兵器春平侯铍[9],大连新金县出土的魏国兵器启封戈[10],丹东宽甸出土的秦国兵器元年丞相戈[11]等。战国晚期的赵国封君有春平侯,见于《战国策·赵策四》。春平侯是赵孝成王太子,曾于赵孝成王十七年出任相邦,翌年因为出质于秦而去相,赵悼襄王二年,秦遣春平君归赵。在赵悼襄王死后,春平君又出任赵王迁相邦,赵王迁四、五两年间,春平侯的相邦葛得和大攻尹赵间曾一度代理相邦春平侯分别管理邦右库和邦左库的监造事务。目前发现相邦春平侯监造的铜铍多达16[12]

 

二  传世青铜器

本书收录的传世青铜器多为早年收入馆中的藏品,其来源有原东北博物馆旧藏、原东北文物管理处拨交、铁岭市有色金属熔炼厂拣选、从文物商店购入等。特别是三代吉金在罗振玉编著的《梦郼草堂吉金图》《三代吉金文存》等书中多有著录,此外还有吴式芬、荣厚、李泰棻、陈介祺等人旧藏的商周彝器。

 

罗振玉是中国近代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民国时期,青铜器的著录书籍主要有图录和款识两类,私家藏器图录重要的有《梦郼草堂吉金图》三卷,《续编》一卷,分别于19171918年出版,是罗振玉旅居日本时在京都用珂罗版印刷的自藏青铜器图录,共收录商周青铜器123件,不记尺寸亦无考释,但这是中国人以珂罗版印刷青铜器书籍之始。同样体例的还有《贞松堂吉金图》三卷,收罗氏自藏青铜器198件,其中商周彝器135件,1936年影印。

 

著录铭文,即款识类的书籍采用拓本,如1916年邹安的《周金文存》石印本,1917年罗振玉《殷文存》二卷石印本,1933年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十八卷石印本等。最重要的是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以罗氏搜集的拓本为主,几乎是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三代金文,是著录商周金文集大成的著录。

 

罗氏图书中著录的传世青铜器,在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有三勾兵、大作鬲、鱼簋、父乙觚等,其中国宝级文物商代三勾兵,三器成一组传世至今,作器者的先君皆以日为名,三世之名先后并列,铭文倒书,不仅与《尚书·顾命》中执戈上刃记载相符,而且对研究商代亲属称谓和宗法制度有着重要的价值。也有学者对其时代及铭文的真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3]。从20世纪初出于河北境内,就有王国维、罗振玉、邹安、王辰、刘体智、李学勤、马承源等人进行著录和研究,至今各类的著录及研究文章三十余种。罗氏同样重量级的收藏还有鱼鼎匕,传20世纪20年代山西浑源出土,匕字体接近山西侯马所出盟书,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系晋人之物。

 

除三代吉金,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传世两汉时期的铭文青铜器也是流传有序,独具特色。如罗振玉旧藏的西汉羽阳宫铜疏枓,疏枓传世者极少见,此枓文字及铸造又极精妙,是汉器中的精品。东汉夷道官斛,是体现度量衡领域汉承秦制的一个见证。从诸多度量衡文物、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看,秦汉之间从桶到斛的演变,大致以王莽作为分界。西汉量器称为甬(桶),而目前发现的自王莽至汉末的容为十斗的量器,皆自称为,王莽从桶到斛的改革使得秦汉度量衡制度得到修正与完善,且东汉的简牍、器物铭文及史籍中均大量使用作为容量单位[14]

 

罗振玉编集影印青铜器图录外,还广泛编集了古器物范、明器、古镜、瓦当、玺印、封泥、符牌、钞币、刑徒砖、买地券等专集。其中不少文物已佚,借罗氏集录得以保存图像及铭文。馆藏安国侯铜虎符收录于《增订历代符牌图录》,罗氏考证其为高祖八年之物,西汉初之侯符[15]。金代左右宿直将军司从人牌子在罗氏图录里有相同的著录,只是馆藏的这面铜牌下端文字有残损不全,罗氏图录里是完整的。《金史·熙宗本纪》记载完颜亮等人窃符、矫诏开宫门,发动宫廷政变刺杀金熙宗,其所窃的当是这类从人牌子[16]

 

  封泥砖瓦陶铭

馆藏考古出土及传世的封泥、砖瓦、陶器器铭也是富有地方特色与历史价值的。如凌源县安杖子出土了十数枚封泥,朝阳县十二台乡袁台子出土了百余件带有”“”“柳城字样的板瓦和筒瓦片[17],朝阳及辽东地区出土的陶铭及墓砖等,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这些有铭器物与现已发现的数十座汉代城址及其遗物一起,是秦汉时期开发东北的历史见证。

 

朝阳十二台乡袁台子遗址位于大凌河南岸,遗址发现的建筑材料中多块印有”“柳城字的板瓦,还发掘出专门烧制这种板瓦的陶窑,出有柳城字款陶拍。柳城是西汉辽西郡属县之一,是辽西郡之西部都尉治所,是辽西走廊的交通枢纽,历史地位相当重要,史籍多有涉及,隋辽西郡、唐营州都督府都设柳城郡,下辖柳城县,隋韩暨墓志,记韩氏夫妇于大业八年合葬于柳城县西北七里风神岗之南麓”[18];唐左才墓志记咸亨四年合葬于柳城南八里之原”[19],朝阳地区出土的唐韩贞墓志[20]、高英淑墓志[21]都有葬于柳城的记载。但柳城故址具体位于朝阳何地,文献却无明确记载。根据出土的墓志及字款板瓦、陶拍,可以推定西汉柳城故址在今袁台子腰而营子村一带,而隋唐柳城县治在今朝阳老城区,两城相距不远[22]

 

从考古出土资料看古代辽宁文字的演变发展,最早所见的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到战国时期的陶铭,秦汉兵器及封泥砖瓦文字,不仅有字体的变化,从金文到篆书到隶书,而且记录着古代辽宁的历史演进。辽宁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陶铭,有袁台子战国墓出土的酉城铭陶壶、喀左二步尺出土的白庚陶铭、建平水泉遗址出土的阳安铭陶罐、葫芦岛邰集屯古城出土的且虑陶铭(采集有临屯太守章封泥)[23],陶铭体例基本一致,都在地名后加字,是战国时期城邑的单位名称,西汉柳城源于战国时期就已设立的酉城都

 

安杖子古城址位于凌源县城西南4千米,大凌河南岸九头山下的平坦台地上。整个城址文化层堆积分属三个不同时代,即夏家店上层文化、战国时代和西汉时期。从地表采集的遗物观察,古城址没有晚于西汉时期的文化遗存。陶片刻有石城”“等,共出土汉代封泥19方,涉及的地名有白狼”“广城”“廷陵”“无终”“昌城”“泉州”“当城”“夕阳等,除泉州、当城分属渔阳郡和代郡外,其余皆属右北平郡。封泥形状有的正方,有的略圆,侧面稍有倾斜。从封泥四周仔细观察皆可看到盖章时留下的指纹,背面有马鞍式凹槽,槽内印有横竖交叉的竹木纹理和粗细绳纹之痕迹。多数为褐色,少数为土黄色。用细腻黏土制成,质地较坚硬。封泥是地方政权机构之间公函来往的凭证,其中18方封泥皆集中在H4中,说明该灰坑附近可能有官署类建筑。秦汉时期,由于征伐匈奴,凌源安杖子一带便成为军事交通重镇。安杖子古城址靠近大凌河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扼守燕山的门户。这次古城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多件陶器口沿和器底刻有石城两字陶文印记,而十几方封泥中唯独不见石城看,安杖子古城址应为右北平郡的石城县[24]

 

  碑石

辽宁历史悠久,各地遗存中有大量石刻,是一批珍贵的地方史料。辽宁地区所存碑志的地域特征是:隋唐墓志均出自朝阳,辽代墓志则多出自朝阳、阜新、北票、法库兼及各地,明清时期的墓志、墓碑与庙碑则多出自辽东的辽阳、鞍山、沈阳和辽西的锦州、兴城、北镇等地。这些石刻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辽宁地区的历史民族风情与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融,展示各民族对开发辽宁、巩固祖国的东北边疆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这些石刻的文字,校正了过去面世的许多辽宁石刻著录的疏误,而且在石刻内容的时空上,也填补了许多空白。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土于河南、河北、吉林等省,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石刻中,河南洛阳邙山出土的北魏元氏皇室子孙的墓志和河北磁县出土的东魏、北齐王侯、幕僚的墓志,可补《魏书》《北齐书》记载之阙。

 

辽宁石刻见之于著录首推《盛京通志》,其中收录的石刻有29通,均为清初开国帝王、重臣的墓道碑;民国二十年(1931年)纂修的《奉天通志》金石志中,收录的石刻263通。这些石刻年代最早的是三国曹魏正始三年的毌丘俭丸都纪功碑、东晋义熙十年的高句丽好大王碑、南北朝时期北魏太和二十三年的营州元景造像记和景明三年的昌黎韩贞造像记,所收石刻多为庙碑、墓碑及其他杂碑。元景造窟题记魏碑体,被康有为誉为元魏诸碑之极品。梁启超《魏元景造像残石跋》称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天骨开张,光芒闪溢”[25]

 

本书收录的碑石以石经残字为主,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等上奏要求正定经书文字,经汉灵帝准许,由蔡邕用隶书写《周易》《尚书》《春秋》等于石上,镌刻后立于京都洛阳的太学门外,作为官方的经书用字标准。馆藏的一批汉和三国曹魏三体石经残字,内容多是十三经中诸如《诗经》《易经》《论语》《左传》等的残章片句,字体变化多端,从中反映着篆、隶、楷体的演变与交融、发展与成熟、定型诸迹象,从书法的角度演绎着历史的进程。

 

魏晋十六国时期活动于辽西地区的慕容鲜卑等都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辽西地区这一时期通行的文字是汉字。由于文字在社会上的广泛应用,各类字体的使用也有一定的范围,如篆书用于印章,隶书用于铭石,行书用于尺牍,缪篆用于符信等。目前掌握的这一时期文字资料均为考古所得,有印章、陶瓦文、铜器铭刻、砖石墓表、壁画题记五类,分散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及朝阳博物馆、锦州市博物馆。

 

印章有殿中都尉鎏金铜印[26]、前燕奉车都尉银印[27],以及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范阳公章金印、辽西公章鎏金铜印、大司马章鎏金铜印、车骑大将军章鎏金铜印[28]奉车都尉银印,篆书规范、工整;即便像冯素弗墓出土的急就而成、专为殉葬所用的明器印,尽管字迹潦草,刻工粗糙,但也是采用篆书,以示庄重。

 

陶瓦文如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一件陶罐底部有隶书甫車”[29],北票金岭寺建筑址出土的一件残筒瓦背上隶书令使”[30],朝阳北大街出土的一件陶瓮肩上有行书太平十一年四孙龙造□□”[31]。铜器铭刻如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一件铜器口沿外侧,隶书元康三年三月洛阳冶造三升铜銗镂重二斤第一”[32]

 

朝阳县姚金沟村发现的崔遹墓表均竖刻隶书,一为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武城崔遹三行15字,一为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东武城崔遹”[33]。锦州市区一座砖室墓的李廆墓表,在一整块绳纹砖上刻楷书燕国蓟李廆永昌三年正月廿六日亡三行15[34]

 

普通工匠所刻之甫車、瓦背所刻令使、前燕的袁台子壁画墓墨书题记、前燕的铜器铭刻与更晚些的后燕崔遹墓表都为隶书,而东晋初年的李廆墓表则是楷书写法为主,北燕工匠在陶瓮上的刻款则都是行书。可见西晋三燕时期辽西地区也是篆、隶、楷、行诸体并行,而且不晚于东晋初年,新体的楷书就已经在辽西地区流行了,发展到北魏时期的刘贤墓志,一般认为是北朝隶书的代表作品,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也有学者从墓志叙述世系的方式、避讳、书法及文辞风格等方面,认为这是一方书写、刊刻于唐代的墓志[35]

 

综上,辽宁省博物馆馆藏铭刻于青铜器、封泥、砖、瓦、碑石等各类载体上的文字,无论是辽宁本地区出土文物,还是传世文物,其丰富的文字资料,及其蕴涵的历史信息,都有待于综合的整理与研究。本书抛砖引玉,期待以比较全面的资料展示,为广大学者提供清晰的一手材料。

 

后记

刘宁

辽宁省博物馆藏品主要有:原藏的部分唐渤海、辽代的考古资料,河南出土的甲骨,以及北魏墓志、辽庆陵哀册等;经朱启钤先生多年铢积寸累而来的宋、元、明、清缂丝和刺绣精品;溥仪从北京故宫运出,后部分转归东北博物馆的历史书画珍品和宋元善本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宁各地考古发掘的一批出土文物及征集、购买、捐赠的各类文物。

 

经过多年来的积累,辽宁省博物馆所庋藏的各类文物,颇为可观,不仅数量多,年代跨度大,而且独具历史与文物价值。特别是馆藏金石文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举凡甲骨、青铜、陶文、石刻、印玺、钱币等,不一而足。1999年,时值馆庆五十周年之际,曾结集出版《辽宁省博物馆藏金石文字精萃》拓本,提供了一批耳目一新的原始材料。彼时笔者承担了挑选文物及解读的工作,第一次接触带文字的文物,一直存念将这批文字资料整理出版,并能做成展览,以博物馆的方式,呈现出来。

 

笔者的古文字学识来自大学时吴振武先生开设的古文字学专业课,当时的课堂笔记,工作后受用至今。这本图书的编写,还承蒙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吴良宝教授、曹磊博士,文学院李松儒教授对书中先秦时期疑难文字的识读与校定。

 

图书出版历时多年,感谢我的同事,拓片郭德胜、张启刚,摄影林利、沙楚清,参与整理校对的李松儒、陶亮、么乃亮,以及辽宁省博物馆保管部各库房的保管员。特别要感谢文物出版社的杨新改,以出版人的专业与耐心,长期以来的支持、鼓励与帮助。

 

最后,录吴师当年课堂上用篆书教学生的唐代王播《题木兰院二首》,以致谢忱。

 

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

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

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内页展示

 

 

注释

[1]徐秉琨、孙守道:《东北文化——白山黑水中的农牧文明》,上海远东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557页。

[2]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4期。

[3]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热河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

[4]徐秉琨、孙守道:《东北文化——白山黑水中的农牧文明》,上海远东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9页。

[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48页。

[6]喀左县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 北洞文物发掘小组:《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7]王绵厚:《东北亚走廊考古民族与文化八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45页。

[8]张震泽:《燕王职戈考释》,《考古》1973年第4期。

[9]旅顺博物馆报导组:《旅大地区发现赵国铜剑》,《考古》1973年第6期。

[10]许明纲、于临祥:《辽宁新金县后元台发现铜器》,《考古》1980年第5期。

[11]许玉林、王连春:《辽宁宽甸发现秦石邑戈》,《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12]董珊:《论春平侯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研究(六)——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13]井中伟:《由曲内戈形制辨祖父兄三戈的真伪》,《考古》2008年第5期。

[14]熊长云:《秦诏铜箍残件与秦桶量之复原——兼论桶量与斛量之更替》,《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3期。

[15]罗振玉:《雪堂类稿》丙卷《金石跋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16]刘宁:《对几面金代牌子的认识》,《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

[17]辽宁省文物普查训练班:《一九七九年朝阳地区文物普查发掘的主要收获》,《辽宁文物》第1期,1980年。

[18]孙国平:《朝阳新荒地隋韩暨墓清理简报》,《辽宁文物》第1期,1980年。

[19]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唐左才墓》,《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王金鈩:《唐左才墓志析》,《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20]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唐韩贞墓》,《考古》1973年第6期。

[21]王连龙、丛思飞:《唐代〈高英淑墓志〉考释——兼论辽西地区高句丽移民问题》,《古典文献研究》2018年第2期。

[22]靳枫毅:《西汉柳城故址考辨》,《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

[23]徐秉琨:《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

[2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图版拾叁。

[25]金毓黼:《东北文献征略》卷四《金石》第三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十五册之四十四(上)第70页。以上均转引自刘建华《义县万佛堂石窟》,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章注1415

[26]陈金梅:《北票发现殿中都尉印》,《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2期,第122页。

[27]田立坤:《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文物》1994年第11期。

[28]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 期。

[2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所:《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3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票金岭寺魏晋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

[31]田立坤、刘宁、梁志龙、谭国武:《辽宁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

[32]刘宁:《记喇嘛洞出土的一件元康三年铜銗镂》,《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

[33]陈大为、李宇峰:《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考古》1982年第3期。

[34]辛发、鲁宝林、吴鹏:《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简报》,《文物》1995年第6期。

[35]王连龙、胡宗华:《〈刘贤墓志〉考论》,《中国书法》2018年第8期。


感谢文物出版社惠赐书讯并授权发布!

 

 


分享到:
学者评论

Copyright 2008-2018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35774号 地址: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200433 

 感谢上海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