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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建軍:秦子鎛的器主和時代
在 2009/9/8 7:56:07 发布

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

 

方建军

天津音乐学院

 

2006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在距1994年清理的M2中字型大墓仅20余米,发现一处未被盗扰的祭祀遗迹——“乐器坑”,出有秦子镈3件,编钟8件,编磬10件,铜虎3件(附于镈),以及钟、镈钩和钟、磬架残迹等[1]。最近,王辉先生将秦子镈的铭文公诸于世[2],为有关研究提供了条件。

2008年春,我带领研究生房堃和侯川同学,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和礼县博物馆,考察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两处遗址出土的秦国乐器,承当地考古学者白坚、贾建威和王刚等先生热情帮助,我们对出土乐器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测音。本文仅对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试加讨论,不妥之处,恳予指正。

3件秦子镈的形制和纹饰相同,大小有别(图版89。镈的体制为椭方形,两栾中部外鼓。舞中央有一圆孔,体两侧和中部有四个对称的棱脊,由连体而透空的蟠龙组成。舞饰变形夔纹,体饰夔龙纹,体上、下各有一组双弦纹,中间夹以阴线三角云纹和菱形短枚,组成两条围带。鼓部素面。最大的一件镈,鼓部略靠右侧有铭文六行,自右至左竖排,共28字(含重文2),依原行款写下:

秦子作宝和

钟,以其三镈,

厥音(雍)。秦

畯(峻)(命)在位,

眉寿万年无

疆。

“秦子作宝和钟”,表明器主即秦子。“秦”字省臼,但字的下半有三“禾”,而不是常见的双“禾”,是其特色。镈的自名多称“钟”,如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秦公镈,传出礼县大堡子山,鼓部铭文为“秦公作铸囗囗钟”[3]。又如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武公镈,其自名为“和钟”[4]

“以其三镈”,“以其”即“及其”。“三镈”即指出土的3件编镈,这是迄今所见自名为镈的最早一例[5]。以上下文意揆之,首句的“宝和钟”,似指同出的8件编钟。这句话的意思是:秦子作了一套编钟及3件编镈。

“厥音雍雍”,秦武公镈铭文作“霝音雍雍”,都是形容编镈声音的优美动听。“雍”前一字,学者对其右旁声符颇有歧义[6],今从郭沫若[7]和饶宗颐[8]先生释为“央”。

“秦子峻命在位”,“峻命”意为接受王命。“峻命在位”,也见于秦武公镈铭文,表明秦子此时已是在位的秦国国君。

“眉寿万年无疆”,金文习用祈福语。秦武公镈铭文为“大寿万年……眉寿无疆”。

同组另两件镈无铭文,当系省略做法。与秦子镈同出的其它乐器,虽然也无铭文,但同属秦子所作似乎不成问题。

秦子镈的形制和纹饰,最适合与秦武公镈比较。二者的组合均为3件,中、侧四个棱脊皆由连体的蟠龙组成,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秦子镈伴出的S形镈钩,形制也同于秦武公镈钩,惟秦子镈附有三个铜虎,其用途尚待研究。秦子镈的铭文,与秦武公镈同为5字一行,字体风格与秦武公镈十分相似。因此,从整体看来,秦子镈的时代当与秦武公镈比较接近。上海博物馆所藏秦公镈,日本美秀(MIHO)博物馆收藏一件传出大堡子山的无铭文镈[9],均属秦子镈一类的型式,它们的年代应是不相上下的。

秦子镈的形制纹饰,还可与陕西关中地区发现的西周晚期编镈加以比较。如清代出土于陕西扶风任家村的克镈[10]1985年陕西眉县杨家村与逨钟同出的3件编镈[11],与秦子镈一样,都是器形既大且重,体呈椭方形,只是秦子镈的两栾更加外鼓,扩大了共鸣腔的腹部。克镈和杨家村镈同样有四个棱脊,克镈的棱脊为连体龙形,杨家村镈的棱脊为爬虎形,以克镈棱脊更近于秦子镈。周秦编镈形制、纹饰和组合的相同或相近,表明秦国编镈当承自周制。

这种具四个棱脊的编镈,并非秦地所独有,春秋时期中原地区也有所见,如2002年河南叶县旧县春秋晚期前段许灵公(公元前591547年在位)墓(M4)出土有编镈4[12],皆为四个棱脊,无篆间和枚,但内壁结构发生变化,口内有磨锉调音痕迹,组合也由原来的3件而增至4件。许灵公墓内,同出有无棱脊但具有篆间和枚的编镈4件,看来,在春秋晚期之时,有棱脊的镈仍然在使用,后来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北宋时得于今陕西的秦公[13],在原有四棱脊镈的基础上,形制发生了一些改变,主要是出现了篆间和三横排乳钉状短枚,显示出时代较晚的形制特点,惟四个棱脊依然如故。这件秦公镈铭文的“十有二公”,历来即有争论,据陈昭容先生统计,作器者有秦德公、成公、穆公、共公、桓公、景公和哀公七说[14]。今从许灵公墓镈的时代看,宋代著录的这件秦公镈,其年代不能估计过早,应晚于目前所知的秦子镈和秦武公镈,而应与许灵公镈的时代大体相当,这恐怕只有秦景公之时(公元前576—公元前536年在位)比较合适。

大堡子山M2M3两座中字型大墓,出有秦公和秦子器若干,但均因猖狂盗掘而流散各地,给判断这两座大墓的主人及其关系带来了很大困难。起初人们对大堡子山秦公墓的时代估计过早,后来发现一些晚出的因素,但仍有秦襄公、文公、静公、宪公和出子五说。

秦子所作铜器,除学者已熟知的秦子戈、矛外,在日本美秀博物馆还藏有传出大堡子山的秦子钟4[15],学者均认为与秦子镈同系一人所作。关于秦子,目前有襄公、静公和出子三说,秦子究竟是谁,除了文献记载之外,还应参照与秦子镈同出钟磬的时代特点来加以推求。

与秦子镈同出的编钟为甬钟,形制、纹饰和组合均同于西周晚期编钟,如舞饰卷云纹,篆间饰斜角双头兽纹,鼓饰顾夔纹,从第三件起右侧鼓增饰小鸟纹作为第二基音标志,钟内壁有数目不等的隧等,都为西周晚期编钟所习见。日本美秀博物馆所藏的秦子钟,形制和纹饰也属西周晚期旧有。由此可见,秦子所作编钟与编镈一样,基本上都是固守西周晚期的传统,并且至少到秦武公时还是如此。与西周晚期相比,春秋早期的秦国钟镈,似乎缺少明显的时代性特点。

但是,如果将目光投向编磬,便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与秦子镈同出的编磬,形制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的编磬差异较大,如陕西扶风周原召陈乙区遗址[16],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晚期井叔墓[17],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18],河南三门峡虢墓[19],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墓[20]等,所出编磬都是底边平直或基本平直,而大堡子山编磬的底边则是明显的拱弧。这种底边拱弧的编磬,应在春秋早期以后兴起,如山东长清仙人台M6春秋早期晚段邿墓[21],山西侯马上马村M13春秋中晚期晋墓[22],河南洛阳中州大渠春秋晚期墓葬等[23],所出编磬的底边都是拱弧形。

再看大堡子山编磬,它不仅底边呈拱弧形,而且股、鼓上边也微有凹弧,已经形成股、鼓上角向上翘起的态势。与大堡子山编磬最为接近的实例,是陕西凤翔南指挥秦公一号大墓的出土品,编磬的股、鼓上边和底边弧度加大,显得更为夸张和突出。另外,大堡子山编磬的股、鼓下角大多圆化,不如秦公一号大墓编磬的股、鼓下角角度明显。据秦公一号大墓编磬铭文,墓的主人是秦景公,时代已属春秋晚期之初[24]。这种股、鼓、底三边皆弧的编磬,目前仅见于秦国,表现出秦国编磬的新发展,以及显著的地方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由此估计,大堡子山编磬的时代不会很早,但也不能晚至秦景公之时,而应在春秋早期晚段。

大堡子山M2尚有5件编磬,出于盗洞之中[25]。我曾对原器做过观察,从编磬的石色有黑、白两种看,原来至少应有两套。M2编磬的底边也为拱弧,股、鼓上边有微小弧度,但尚未形成股、鼓上角的明显上翘,时代应比“乐器坑”所出编磬要稍早一些。

据上所述,秦子镈的时代应与同出编磬一样,属于春秋早期晚段。前面说过,秦子镈与秦武公镈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字体均较接近,其时代亦应接近。秦武公活动的时期正处于春秋早期晚段,这与本文对编磬时代的判断是一致的。

从秦的世系看,只有出子(公元前703—公元前697年)距秦武公年代最近,仅早于秦武公6年时间。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系为三父等人所“贼杀”。根据秦子镈及同出编磬的时代,只有出子最为可能是秦子。王辉先生在论述秦子戈、矛时,推断秦子就是出子[26]。澳门珍秦斋收藏有一件秦子姬簋盖,李学勤先生认为其铭文的“秦子姬”是秦子与其夫人,秦子乃静公[27];董珊先生认为“秦子姬”是秦子与其母“鲁姬子”,秦子即出子[28]。本文对大堡子山秦子镈时代的推定,可以支持出子说。秦子镈铭文言之的“秦子峻命在位”,秦子姬簋盖铭文所说的“秦子之光,卲(昭)于囗四方”,与出子的身份是吻合的。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宁(宪)公生十岁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秦始皇本纪》后所附《秦记》说宪公、出子皆。文献所谓“西山”或“西垂”,当即礼县大堡子山一带。梁云先生考证”就是大堡子山墓葬区,这里应葬有宪公和出子两代秦君[29]。杨惠福和侯红伟先生更明确指出,大堡子山M2的墓主人应为出子[30]。无论如何,大堡子山“乐器坑”秦子镈等乐器的发现,对于判断M2M3的时代和墓主人,都提供了新的重要依据。

 



注释:

 

[1] 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2] 王辉:《寻找秦人之前的秦人——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为中心的考古调查发掘记》,《中国文化遗产》 2008年第2期。

[3] 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藏秦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9期。

[4] 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第11期。

[5] 方建军:《两周铜镈综论》,《东南文化》1994年第1期。

[6] 陈双新:《两周青铜乐器铭辞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7129页。

[7]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3页。

[8] 饶宗颐:《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第16页。

[9] 李朝远:《上海博物馆新藏秦器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9期。

[10] 陈邦怀:《克镈简介》,《文物》1972年第6期。

[11] 刘怀君:《眉县出土一批窖藏青铜乐器》,《文博》1987年第2期。

[12]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等:《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9期。

[13] 吕大临、赵九成:《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中华书局,1987年,第134135页。

[14] 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载康世荣:《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

[15] 祝中熹、李永平:《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彩图14

[16] 罗西章:《周原出土的西周石磬》,《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6期。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8]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1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

[2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7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21] 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第9期。

[22]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考古》1963年第5期。

[2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兴修中州大渠工程中发现珍贵文物》,《文物》1960年第4期。

[24] 方建军:《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25] 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26] 王辉:《关于秦子戈、矛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27] 李学勤:《论秦子簋盖及其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

[28] 董珊:《秦子姬簋盖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

[29] 梁云:《早期秦文化及相关问题探讨》,南开大学博士后科研工作报告,2005年。

[30] 杨惠福、侯红伟:《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主之管见》,《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原载《交响》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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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8秦子镈的器主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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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评论
  • admin 在 2009/9/8 8:47:16 评价道:第1楼

    由于编辑的疏忽,文章发布后出现造字链接错误,现已改正。谨向作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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