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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勝君:試說東周文字中部分“嬰”及从“嬰”之字的聲符
在 2009/7/30 22:01:30 发布

試說東周文字中部分“嬰”及从“嬰”字的聲符

——兼釋甲骨文中的“癭”和“頸”

(首發)

 

馮勝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說文·女部》:“嬰,頸飾也。从女、賏,賏其連也。”[1]古文字中,从女从賏的“嬰”字見於下引材料:

王子嬰次鐘,集成52    珍秦·展144

在戰國竹簡文字中,還有一種寫作从女从贔的“嬰”字,如下引字形:

港簡7

字在辭例中讀為晏嬰之“嬰”。可見“嬰”字所从“貝”旁的數量往往是不固定的,所以“嬰”字在用作偏旁時,爲了節省空間,往往會把所从“貝”旁的數量減少為一個,如下引諸例:

楚:新蔡甲三166

齊:陶彙3.739       陶彙3.284

上引形體均應分析為从玉“嬰”省聲,釋為“瓔”。新蔡簡中還有一個字寫作(新蔡甲三214),字形有些殘損,右旁很像从日从女的“妟”字。其實仔細觀察竹簡照片,可以看出右上并非 “日”旁,而是“貝”旁。所以這個字亦从“嬰”省聲,釋為“纓”。

在早期金文中,有一類形體寫作:

集成5002           集成9478

象人的頸項部位有成串的貝殼,季旭昇先生釋為“嬰”[2],說不定是正確的。在商代墓葬中,亦曾發現以成串貝殼作為飾物的現象 [3]。以上討論的“嬰”(或“嬰”旁)按照裘錫圭先生的文字構形“三書說”[4],應該劃歸表意字的範疇[5]

在東周文字中,還有一部分“嬰”或从“嬰”之字的基本聲符,并非是从女从賏的“嬰”。下面我們按照其聲符的不同,分別加以討論。

山東鄒縣出土的陶文中,有一字寫作形(參看陶錄3.416.1-63.417.1-4;陶彙3.1247-1248),裘錫圭、李家浩先生將其分析為从糸从瓔,釋為“纓”[6]。這一意見應該是正確的。這個字所从“瓔”旁明顯从“妟”聲,裘、李二先生在分析“妟”聲與“嬰”聲的關係時,說了下面一段話:

 

“嬰”、“妟”古音相近。二字的聲母同屬影母。“嬰” 的韻母屬耕部,“妟”的韻母屬元部,古代耕元二部字音關係密切,通用的例子很多,這裡略舉數例。《詩·邶風·燕燕》“燕燕於飛”之“燕燕”,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卷后佚書《五行》引作“嬰嬰”。“燕”屬元部。《左傳》僖公元年“公敗邾師于偃”之“偃”,《公羊傳》作“纓”。“偃”屬元部,“纓”屬耕部。《春秋》襄公十七年“邾公牼 ”之“牼”,《公羊傳》、《穀梁傳》並作“瞷”。“牼”屬耕部,“瞷”屬元部。《禮記·郊特牲》“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鄭玄注:“羶,當爲馨,聲之誤也。”“羶”屬元部,“馨”屬耕部。

 

汪啟明先生在《先秦兩漢齊語研究》一書中也列舉了不少例證討論齊語中耕、元二部的關係(其中包括裘、李二先生文所舉後三條例證),並總結說:

 

齊語中耕元兩部相交替的現象,在漢代以後的異文、聲訓、通假和讀若中都有發現。……李富孫在談到《公羊傳·襄公十七年》那個例子時說是“亦方音之轉”(原注:李富孫《公羊異文釋》,《清經解續編》卷571)。他的說法是正確的。[7]

 

上引文中提到的李富孫的說法尤其具有啟發性,古書中耕、元二部相通的例證,似乎多與齊方言特別是鄒魯方言有關。如裘、李二先生文中提到的第一條例證是馬王堆帛書《五行》異文,《五行》篇學界公認是思孟學派的作品,其語言反映的應該是鄒魯特點(子思為魯人、孟子為鄒人);第二、三條例證所記載的歷史事件均與邾(鄒)國[8]有關,《穀梁傳》的作者穀梁赤且為魯人,所以這兩條材料所反映似亦為鄒魯方言。因此,鄒地出土之陶文以“妟”為“瓔”之聲符,就是當地方言耕、元二部關係密切的反映。

鄒地陶文“纓”所从之“瓔”,其形體與前面我們討論過的从玉“嬰”省聲的齊陶文“瓔”字構形不同。而且鄒地陶文“妟”旁作形,也與下引齊文字从“安”省聲的“妟(晏)”[9]旁不同:

匽:陳璋方壺,集成9703     陳璋圓壺,集成9975

*[10]璽彙0236

璽彙0235

張振謙先生認為,齊系文字可以再細分為兩個亞系,“以齊國為中心,包括杞、鑄、夆、邿、莒、己等國文字形體相近的一系,與以邾國為中心,包括魯、滕、倪、薛、曹等國以及淳于、羊子諸戈文字形體相近的另一系,文字形體差別較大”[11],而“妟(晏)”旁寫作形,當是以齊國為中心的那一系的文字特徵,故與鄒地陶文形體不同[12]。本文開頭部分提到的“瓔”字寫作从玉“嬰”省聲的陶文出土於山東臨淄[13],當屬齊地陶文,故其字與鄒地陶文寫作从“妟”聲的“瓔”旁不同。

在秦印中,除了本文開頭處引的从女从賏的“嬰”字外,還有一種“嬰” 字寫作如下形體:

秦印編240

从字形分析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為从賏从安。因為“妟”、“安”古音非常近,戰國文字中有不少“ 妟”或“妟”旁从“安”省聲[14](从“安”省聲的“妟”,也可以直接釋為“晏” )。因鄒地陶文“瓔”旁从“妟”聲,則上引秦印文字似乎也可以理解為从賏安聲。但如果仔細考察秦印文字中“嬰”字的構形特點,就會發現這種似乎从“安”的“嬰”字應該是如下所示字形演變的結果:

   

至於其中是否有聲化的趨勢,也就是說最終變成的類似“安”字的部分是否是“嬰”的聲符,現在還難以確定。

在東周文字中,還有一類“嬰”或从“嬰”之字過去也被認為从“妟”聲,但其聲符的寫法與“妟”又有所不同。我們先看三晉和燕文字的例子:

三晉:璽彙0527  璽彙1935  璽彙2907  璽彙2109

燕:  璽彙5664  璽彙3504  璽彙4129  璽彙5349

上引三晉璽印文字最初由裘錫圭、李家浩先生釋為“瓔”,并正確指出該字除去“玉”旁以外的部分,就是王子嬰次鑪銘文中寫作(集成10386)形的“嬰”字[15]。上引燕璽文字學界公認應釋為“瓔”,故其右旁所从,當是三晉璽印文字“瓔”字右旁的省訛之體。

上引“瓔”字諸形體均應分析為从玉嬰聲,其所从“嬰”旁以及王子嬰次鑪銘文中的字,應分析為从貝,(或作)聲。我們根據這類形體,將其隸定為“”。過去學術界多將“”旁釋為“妟”,并認為上述寫法的“嬰”或“瓔”字,均从“妟” 聲[16]。三晉、燕文字中从“妟”之字寫作如下之形:

三晉:妟:璽彙0789  

匽:杕氏壺,集成9715.2A

郾:侯馬337   璽彙1420   璽彙2652

璽彙3834  璽考[17]254

燕:  郾: 郾侯載簋,集成10583   郾王職戈,集成11227

郾王職壺[18]    璽彙3857    璽彙4099

在三晉璽印文字中,“瓔”字十餘見,所从”旁均寫作形,無例外[19]。而“郾”、“”所从“妟”旁二十餘見[20],均寫作形,亦無例外。三晉璽印文字中,還有一個字寫作:

璽彙2269    璽彙2091

所从即上文討論的寫作“”形的“嬰”字的聲符,劉釗先生將此字釋為“癭”[21],非常正確。此外三晉璽印文字中還有字寫作璽彙0686)、璽彙2590),所从亦為“”旁,字當釋為“”。在三晉文字中“癭”、“”二字亦未見从者。

侯馬盟書“郾”字寫作形,所从“妟”旁雖與“”旁相近,但盟書中“”字寫作(侯馬352)、 (侯馬330)形[22]。我們認為此字右旁所从也是”。也就是說在侯馬盟書體系內,妟、二字仍然是有區別的。

燕璽文字中,”旁寫作形,與上引燕文字“郾”所从“妟”旁多作 形亦有顯著區別。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古璽彙編》5350號亦為燕璽,“瓔”字寫作形,右旁所从與“妟”字相同。但施謝捷先生指出:

 

(《古璽彙編》)5350 號“(瓔)”字璽,曾歸周叔弢先生收藏(現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重新著錄於《周叔弢先生捐獻璽印選》及《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37 頁。印文“”構形與5349(燕)相同,原描摹作“”,失真。[23]

 

可見這一例是不能作為戰國燕文字”與“妟”有別的反證的。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三晉、燕文字系統中, “”與“妟”在字形上有較為明顯的區別。在讀音上,“瓔”、“癭” 等耕部字均以“”為基本聲符;而“匽”、“郾”等元部字則均以“妟”為聲符,從不相混。可見“”、“妟”的讀音也不相同。過去把“”釋為“妟”恐怕是有問題的。

鑒於三晉文字中尚未發現確切的“妟”與“”旁相混的例子,所以我們認為少府盉(集成9452)銘文中讀為“纓”[24]字,很可能就是單獨成字的“”。

楚文字中“妟”與“”旁的情況相對複雜一些,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王子嬰次鑪“嬰”字所从就是“”旁,它與下引同時期金文中“妟”旁的寫法區別明顯:

沇兒鐘,集成203.2     配兒鉤鑃,集成427.2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妟”字从女从日,而“”旁則并不从日,而是在“女”形上部豎筆上畫一半圓,且位置偏下。從讀音上看,王子嬰次鑪銘文中的“” 是“嬰”的異體,是耕部字;如果認為“”字从“妟”聲的話,則聲符是元部字。但以目前對楚方言研究的情況來看,至少在戰國時期耕部字與元部字的讀音并不相近[25]。在戰國楚文字中,新蔡簡“瓔”[26]字或以“”為聲符,寫作:

新蔡乙一17

字當分析為从玉聲。

楚系金文中還有如下形體:

王子嬰次鐘,集成52    子璋鐘,集成113

鐘,集成123.2

“妟”字或“妟”旁已經出現與“”旁混同的現象,但仔細觀察仍可看出二者之間細微的差別。前兩例 “妟”字所从“日”旁與“女”旁上部豎筆粘連,但位置較為靠上,者𣱼鐘銘文“妟”字在粘附於豎筆的半圓形內加一小點,表示所从仍為“日” 旁。

楚地竹簡文字中有一類“妟(晏)”或“妟(晏)”旁寫作:

五行40     競公瘧12    港簡7    曾侯98

从“安”省聲。還有一類“妟”旁明顯从“日”,如[27]

璽彙1573    璽彙5623

均在形體上與“”有明顯區別。但在楚地竹簡文字中還有一類从形的字,我們把字形和音義相對清楚的例子列在下面[28]

1.讀為元部字的:

子羔11,讀為“燕”    詩論16,讀為“燕”

信陽2-23,讀為“筵”  望山2-48,讀為“筵”

2.讀為耕部字的:

包山259,讀為“纓”   信陽2-15,讀為“纓”

曾侯57,讀為“纓”    新蔡乙一24,讀為“嬰”[29]

容成37,讀為“癭”    望山2-13,讀為“纓”

競公瘧12,讀為晏嬰之“嬰”

 

單从字形上看,讀為元部字的四個例子,前三例右邊所从的部分,“女”旁與圓圈形筆畫是脫離的,可以確定為从“妟”(圓圈形筆畫是“日”旁之省);讀為耕部字的七個例子,前四例所从圓圈形筆畫粘連在“女”旁上部豎筆的一側,與”更為接近。

而下面我們要討論的,都是同一批材料“妟”與“”形體有別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對於我們把“ ”同“妟”字區分開來,尤其具有說服力。如上舉信陽簡的兩個例子,讀為“筵”之字的聲符,與讀為“纓”之字的聲符分別寫作形,區別非常明顯,前者當釋為“妟”,後者即 “”旁;上舉曾侯乙簡讀為“纓”之字所从的旁,與前舉讀為“鞌”的曾侯98)字所从的旁,雖然只爭一筆之有無,但這一筆卻是“妟(晏)”與 ”的分界。所从“女”旁多一筆,即為“安”省聲,可釋為“妟(晏)”;沒有那一筆的,自然可以認為是“”旁。上博簡《競公瘧》篇讀為“嬰”之字“女”旁與圓圈形筆畫雖然是脫離的,但上引同篇晏子之“晏”寫作 形,二者亦有明顯區別,所以字所从亦為”。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戰國楚地竹簡文字材料中,有些“妟”旁的形體雖然與“”旁非常接近(如上引望山簡中讀為“筵”與讀為“纓”之字所从),但通過細緻地排比和分析,還是能發現不少“妟”與“”非一字的線索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同一批材料中,“妟”與“”旁會有意在形體上加以區別的現象外,還有就是形體與“”相近的“妟”均出現在偏旁中,單獨成字的“妟(晏)”均从“安 ”省聲,沒有一例寫作與“”相近的形體。這是因為偏旁對於人們辨識某些形體相近的字,是有制約和區分作用的。例如上博簡《孔子詩論》和《子羔》篇讀為燕子之“燕”的字寫作形,右旁與“”相近。但因為這個字从“鳥”,所以古人會很自然地把聲符理解為“妟 ”,將字讀為“燕”(這個字應該就是燕子之“燕”的本字)[30]。如果把聲符理解為“”的話,這個字就會被釋讀為“鸚”。而在早期文獻中,表示鸚鵡這種鳥的時候,均“鸚鵡()”連言,未見有單用“鸚”來指代鸚鵡這種鳥的例子[31]。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聲符“妟”雖然與“”相近,仍然不會給當時的人造成釋讀上的困擾。再有就是,楚文字中確切無疑的“妟”(包括从日从女的“妟”和从日安省聲的“妟-晏”)字多見,卻未發現一例可以確定的用作耕部字(其實都是“嬰”或从“嬰”聲的字)聲符的例子。這也从反面說明,那些與“妟”形體相近、用作“嬰”或从“嬰”聲字聲符的偏旁,不能釋為“妟”。

以上討論的“”旁形體,當以寫作形者為準,燕文字寫作形當是省訛之體。以“”為基本聲符之字,可以確釋的如“瓔”、“癭”、“嬰”字,均从 “嬰”聲,可見“”的讀音應與“嬰”相同或相近。如果試著在早期文字中給“”字找一個來源的話,那么下引甲骨文形體或許與之有關:

合集190    合集5460

這個字在卜辭中用為人名,《甲骨文校釋總集》隸定為“ 妟”[32],顯然不確。从字形上看,這個字與我們討論的東周文字“”字相同,或许是同一個字。字形像女人的頸項部位有突起物,結合“”的讀音與“嬰”相同或相近,則甲骨文形體可能就是“ 癭”字的表意初文[33]。《說文·疒部》:“癭,頸瘤也。”《釋名·釋疾病》:“瘤,流也,血流聚所生瘤腫也。”這個字正像女人的脖頸處長有腫瘤的樣子。戰國文字中的“癭”字,是 “”的後起形聲字。

根據古代醫書記載和現代醫學研究,女性較男性更容易罹患“癭”這種疾病。唐·王燾撰《外臺祕要方》卷二十三:“長安及襄陽蠻人,其飲沙水,喜癭。有核瘰瘰耳,無根浮動在皮中,其地婦人患之。”宋·申甫等輯《聖濟總錄·癭瘤門·諸癭統論》:“憂恚勞氣,鬱而不散。若或嬰之,此癭所為作也。……又此疾婦人多有之,緣憂恚有甚於男子也。”清·沈金鼇:《雜病源流犀燭·頸項病源流·癭瘤》:“何謂癭,其皮寬,有似櫻桃,故名癭。……然西北方依山聚澗之民,食溪谷之水,受冷毒之氣,其間婦女,往往生結囊如癭。”《中醫外科學》:“氣癭相當於西醫的單純性甲狀腺腫。 ……好發于青年女性,尤以懷孕期及哺乳期的婦女多見。[34]《中醫內科學》:“婦女的經、孕、產、乳等生理特點與肝經氣血有密切關係,遇有情志、飲食等致病因素,常引起氣鬱痰結、氣滯血瘀及肝鬱化火等病理變化,故女性易患癭病。[35]所以“癭”字的表意初文从女作,當是由於癭病多發於女性。

嬰、頸均為喉牙音耕部字,从“嬰”之字的含義往往與“頸”有關。如 《說文·女部》:“嬰,頸飾也。”《荀子·富國》:“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楊倞注:“嬰,繫於頸也。”《廣韻·清韻·嬰小韻》:“瓔,瓔珞。”《慧琳音義》卷七十八:“瓔珞,頸飾也。”《釋名·釋首飾》:“纓,頸也,自上而下繋於頸也。”《文選·枚乘〈七發〉》:“鵷鶵鵁鶄,翠鬣紫纓。”李善注:“纓,頸毛也。”同樣,“癭”之得名無疑也是來源於其所附著的部位名“頸”。換句話說,甲骨文字生腫瘤的那個部位,應該名“頸”,這就為甲骨文)字的釋讀提供了綫索。看下引卜辭:

,禦于妣己暨妣庚。   英藏97

此字《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36]、《殷墟甲骨刻辭類纂》[37]及《甲骨文字形表》[38]均摹而未釋。陳漢平先生謂:

 

此為人之肢體或器官某一部位有疾,而卜貞御祭之辭。字从肉形附於人形肩頸之後,當釋為項或領。《說文》:“領,項也。” “項,頭后也。”又《正字通》肩字作金文肩字作,从尸,故又疑此字當釋為肩,識此存疑。此乃因項、領或肩有疾而卜貞御於妣己妣庚之辭。[39]

 

陳年福先生同意釋“項”說,但不能肯定[40]。姚孝遂先生認為:

 

(此字)乃疾病之名稱。以諸字例之,均屬指事字,位置當在頸項之間。至於究屬何字,形體已失其演變之聯繫,存疑以待考。[41]

 

沈建華、曹錦炎先生在《甲骨文校釋總集》中又將其釋為“允”[42]

按,此字與“允”字形體明顯有別,故釋“允”不確。字與“疾”連言,當指患病部位或所患疾病之名稱[43]。陳漢平先生或疑此字當釋為“肩”,不確。甲骨文“肩”字寫作,像牛的肩胛骨形[44]从字形來看,無疑是指人的頸項部位或該部位所患疾病。如果我們對甲骨文中表示頸部疾病“癭”字的釋讀可信的話,那么應該是指人的頸項部位。我們前面已經論證過,甲骨文中表示頸項部位的詞當爲{頸},則字無疑應該釋為“頸”。在先秦兩漢古書中,表示頸項含義的字通常用“頸”,極少用“項”。而用“領”字來表示頸項含義時,則多出現在“要(腰)領”、“首領”或“引領”等固定搭配中。所以將釋為“頸”,也與古書用字習慣相吻合。《說文·頁部》:“頸,頭莖也。”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脖子。

 

 

 

吳振武師仔細審閱了本文初稿,并提出重要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2009518日寫畢

 

 



[1] 此據大徐本《說文》,段注本改為 “嬰,繞也。从女、賏。賏,貝連也。頸飾。”

[2] 參看季旭昇:《說文新證》下冊 189頁,藝文印書館,2004年,台北。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的發現與研究》401-402頁,科學出版社,2001年,北京。

[4] 參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年,北京)第六章、第七章相關論述。

[5] “嬰”、“賏”均影紐耕部字,不少學者均認為“嬰”為會意兼聲(參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嬰”字頭;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上冊780頁,中華書局,1998年,北京;季旭昇:《說文新證》下冊189頁)。戰國文字中“嬰”字又从“贔”(包山150號簡有“贔”字), “贔”上古音屬並紐月部字,與“嬰”聲韻均不同。也就是說,至少从“贔”的“嬰”字應該是表意字而非形聲字。但有跡象表明,戰國時期从“賏”的“嬰”字已經由表意字向形聲字轉化。如郭店《老子》簡中讀為“驚”的“纓”字寫作 形(參看李守奎《楚文字編》730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上海),裘錫圭先生指出:“簡文此字似从‘賏’从‘縈’,‘賏’‘縈’皆影母耕部字。如‘縈’的‘糸’旁兼充全字形旁,此字仍可釋為‘纓’”(參看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119頁注釋五“裘按”,文物出版社,1998年,北京)。裘先生的意見非常正確,可惜多數工具書均將此字直接隸定為“”,只有黃德寬主編的《古文字譜系疏證》采納了裘先生的意見(參看《古文字譜系疏證(三)》2110-2111頁,商務印書館,2007年,北京)。將隸定為“”,顯然是將字所从的形理解為“賏”旁了。但是楚文字中“貝”旁從來不在下部的形筆畫兩側加飾筆,郭店《老子》甲27號簡字所从“賏”旁亦未加飾筆。所有加了飾筆的,本來都是从“鼎”的,如“員”、“則”等字(參看《楚文字編》、《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等工具書相關字頭)。舉例來說,郭店《緇衣》13號簡“員”字寫作形,下部所从應為“鼎”而非“貝”。同理,如果將拆分為和“糸”兩部分,則也只能隸定為兩個“鼎”,而非兩個“貝”。這也反過來證明形下部兩個“火”那部分形體,應該與“糸”旁結合在一起,釋為“ 縈”。寫作形的“纓”的字,如果確實是個雙聲字,則“賏”已經用為从“嬰” 之字的聲符(郭店簡整理者還舉了一個傳抄古文“賏”用作“嬰”的例子,參看《郭店楚墓竹簡》119頁注釋五)。這種現象表明,戰國文字中“嬰”字所从“賏”旁開始由義符逐漸變為聲符了。

[6] 參看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上冊,517-518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北京。

[7] 汪啟明:《先秦兩漢齊語研究》 135頁,巴蜀書社,1998年,成都。

[8] 邾國,即鄒國。參看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三訂本)》(壹)262-270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9年,臺北。

[9] “晏”是“妟”通过變形音化(將所从“女”旁改造為“安”省聲)的途徑分化出來的異體字。

[10] 這個字从疒妟(晏)聲,根據鄒地陶文“瓔”旁从“妟”聲的現象,則字也可能應該釋為“癭”。

[11] 張振謙:《齊系文字研究》上編 193頁,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黃德寬),2008年。

[12] 同上注139頁。

[13] 參看高明:《古陶文彙編·古陶文拓本目錄索引》36頁,中華書局,1990年,北京。

[14] 相關討論可參看陳劍:《說“安” 字》,《語言學論叢》第三十一輯,商務印書館,2005年,北京;又收入氏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107-123頁,綫裝書局,2007年,北京。

[15]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上冊,517-518頁。

[16] 參看上引裘錫圭、李家浩先生文。又可參看白於藍:《包山楚簡零拾》“鸚”字條,《簡帛研究》第二輯38-39頁,法律出版社,1996年,北京;劉釗:《璽印文字釋叢(二)》 “釋癭”條,《考古與文物》1998376-81頁,又收入所著《古文字考釋叢稿》182-183頁,岳麓書社,2005年,長沙;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下冊971頁;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三)》2554頁。何琳儀、黃德寬等先生均將上引三晉、燕璽印文字中的“瓔”字分析為从珼妟聲,而不是像裘、李二先生那樣分析為从玉嬰聲,恐怕是不正確的。

[17] 施謝捷:《古璽彙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黃德寬),2006年。

[18] 《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八期146頁,圖三。

[19] 參看羅福頤主編:《古璽文編》 139頁,文物出版社,1981年,北京。

[20] 參看《古璽文編》147332頁。

[21] 劉釗:《璽印文字釋叢(二)》“ 釋癭”條。

[22] 後一種形體上引裘錫圭、李家浩先生文已將其釋為“瓔”。

[23] 施謝捷:《談〈古璽彙編〉存在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一輯196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上海。

[24] 參看李家浩:《談春成侯盉與少府盉的銘文及其容量》,《華學》第五輯150-161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廣州。

[25] 根據趙彤先生對《屈宋莊》押韻情況所做的統計,耕部字與元部字相押連一例也沒有。而對郭店簡與上博簡(材料截止到上博二)韻部諧聲關係的統計,只有一例所謂耕部字以元部字為聲符的,而這一例就是下文我們要談到的上博簡《容成氏》讀為“癭”的字,這個字所从應該也是我們所討論的”旁,仍為耕部字。所以至少戰國時期的楚方言中,耕部字與元部字并不相近。參看趙彤《戰國楚方言音系研究》37-38頁、71頁,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張雙棣),2003年。

[26] 參看徐在國:《新蔡葛陵楚簡劄記(二)》簡帛研究網,20031217

[27] 下引璽印文字或釋為“纓”(參看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84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福州),恐非是。戰國楚文字中根據辭例可以確釋為“纓”的字,上文討論過的如新蔡簡的例子寫作从糸嬰省聲,郭店《老子》簡的例子寫作从賏从縈(可能是雙聲字);或如下文將要討論的寫作从糸聲。目前我們在楚文字中,并未發現明確無疑的从“妟”聲之字,可以釋為从“嬰”之字的例子。

[28] 下引材料中有關楚簡遣策部分文字的釋讀,參考了田河《出土戰國遣冊所記名物分類匯釋》(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吳振武〗,2007年)。

[29] 參看羅新慧:《說新蔡楚簡“嬰之以兆玉”及其相關問題》,《文物》20053

[30] 包山85號簡有字,在簡文中用作人名。上引白於藍先生文將其分析為从鳥妟聲,如果此說可信的話,則字亦應該釋為“燕”,而不應該像白先生那樣將其釋為“鸚”。

[31] 《漢語大詞典》所舉單用“鸚”表示“鸚鵡”的例子,為唐·元稹《有鳥》詩之十八:“君不見隋朝隴頭姥,嬌養雙鸚囑新婦。”

[32] 曹錦炎、沈建華:《甲骨文校釋總集》卷一31頁、卷三678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上海。

[33] 蒙劉釗師指示,甲骨文此字林澐先生早年在課堂上就曾將其釋為“癭”。拙說可做為林先生意見的補充。

[34] 转引自“中医世家”网站(http://www.zysj.com.cn/lilunshuji/waikexue/80-4-1.html)。

[35] 转引自“中医五绝网” (http://www.wujue.com/gjwx/lilun/neike/200511/1903.html)

[36]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下冊,1053頁,中華書局,1988年,北京。

[37]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10027號,中華書局,1989年,北京。

[38] 沈建華、曹錦炎編著:《甲骨文字形總表》240029號,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上海。

[39] 陳漢平:《屠龍絕緒》39-40頁,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哈爾濱。陳氏曾在《古文字釋叢》(《出土文獻研究》219-238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北京)一文中,將此字釋為“領(或項)”,而未提及釋“肩”之說,因《屠龍絕緒》出版在後,故以此書為準。又陳氏將字形摹作,在人形的脛部有一斜筆。細審原拓可知,乃是卜甲裂璺而非筆畫。《甲骨文合集》第十三冊40372號摹本同誤。

[40] 陳年福:《甲骨文詞義論稿》2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上海。

[41]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一冊,67頁,中華書局,1996年,北京。

[42] 曹錦炎、沈建華:《甲骨文校釋總集》卷十九,6597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上海。

[43] 甲骨文言“疾×”者,“疾”後面的字既可以是患病部位,也可以是疾病名稱或致病之由。相關討論可參看陳劍《說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丁”­­——附:釋“速”》,《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4期。又收入氏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81-98頁。

[44] 參看裘錫圭:《說“凡有疾”》,《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1期。

 

 

本文是提交“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613-14日)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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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3試說東周文字中部分“嬰”及从“嬰”之字的聲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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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评论
  • 秉太一者 在 2009/7/30 23:03:19 评价道:第1楼

    关于耕部与元部的关系,黄树先曾作探讨,指出“上古汉语耕部和元部一些字读法的相通应是方言现象。大约是齐、楚等地古方言部分耕部字 *-e ó 读作 *- a á 。古缅语和汉越语中也有类似的音变”。

    见《民族语文》2006年第5期之《汉语耕元部语音关系初探》。

  • 海天 在 2009/7/30 23:37:04 评价道:第2楼

    請教小白先生:上部作「銳角狀」,是否應該釋為從「目」,相近字形如 (《郭店‧語叢二》32「瞿(懼)」)「瞿」、「懼」,古音皆群紐魚部。與今本的「驚」,見紐耕部。聲紐同為見系;韻部則先秦古文字與傳世典籍屢見耕陽相通之例,而「魚」部是「陽」部的陰聲韻。換言之,「目目」當作「驚」的聲符應該是可以的。而且《方言‧卷三》:「東齊之間(土胥)謂之倩。」《廣雅‧釋親》:「(土胥)謂之倩」,王念孫認為「倩(耕部)者(土胥)(魚部)聲之轉」【〔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9)頁202】華學誠先生亦有相同意見。【華學誠《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3)頁138。】亦可以證明。

  • 公子小白 在 2009/7/31 9:59:18 评价道:第3楼

    谢谢秉太一及海天兄指教。海天兄的意见非常值得重视,在复旦开会期间,llaogui兄曾当面指示,谓郭店《老子》中读为“惊”的那个字可能应该分析为从“目目(懼)”“縈”聲。“目目(懼)”作為“驚”的意符似更合理,不知海天兄以為如何?

  • dgcf 在 2009/7/31 14:01:36 评价道:第4楼

    请教一个问题,齐威王婴齐,在出土青铜器上“婴”作“因”,是否也能体现出“方音之转”?

  • 公子小白 在 2009/7/31 14:37:33 评价道:第5楼

    齐威王名,《战国策》写作婴齐,《史记》写作因齐,古文字材料中多写作“因咨(或从肉次声之字)”,这一组异文,现在还不能肯定是“方音之转”。

  • 海天 在 2009/7/31 16:14:30 评价道:第6楼

    公子小白:

    llaogui兄曾当面指示,谓郭店《老子》中读为“惊”的那个字可能应该分析为从“目目(懼)”“縈”聲。“目目(懼)”作為“驚”的意符似更合理,不知海天兄以為如何?

    回小白先生:非常合理

  • 家兴 在 2009/7/31 22:09:11 评价道:第7楼

    海天先生:您的问题可参看白于蓝先生《读郭店简琐记》(《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P309)。上述觀點白先生的文章早已談及。不过仔细看看字形,上部好像不一定是雙“目”,四個形體有兩個形體好像所謂的“目”下左右還有兩撇。從“縈”聲沒有問題,上部還可討論。

  • 公子小白 在 2009/8/1 9:41:26 评价道:第8楼

    老白师兄的大作居然失于征引,真是该打

  • 海天 在 2009/8/1 10:21:48 评价道:第9楼

    在下的評論意見見於拙文〈楚文字零釋〉第16屆中國文字學會論文,2005年高雄師大主辦。後來在古研26【2006年】看到白先生的意見,覺得很合理。

  • dong.b 在 2009/8/15 6:09:42 评价道:第10楼

    文章时间: 2009年08月14日 22:26    标题: 09年6月份复旦会议论文集合 引用回复

    復旦大學主辦的“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6月13日-14日)的論文電子本在复旦网(http://www.gwz.fudan.edu.cn/Default.asp)陸續公布中,現收集成帖,以饗同好。


    雷敦龢:《視思明、聽思聰:紀念譚老師》(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18 )。

    朱淵清:《漢代經學三題》(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21 )。

    蔡偉:《〈馬王堆漢墓帛書〉札記(三則)》(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23 )。

    劉樂賢:《釋魏晉南北朝時期解注文中的“兩”字》(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28 )。

    顏世鉉:《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校讀二題》(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35 )。

    陳偉:《讀上博楚竹書〈吳命〉札記》(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46 )。

    张海晏:《譚樸森先生印象記》(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51 )。

    陳偉武:《荊門左塚楚墓漆梮文字釋補》(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53 )。


    馮勝君:《試說東周文字中部分“嬰”及从“嬰”之字的聲符——兼釋甲骨文中的“癭”和“頸”》(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60 )。

    李守奎:《包山楚簡120——123號簡補釋》(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61 )。

    徐在國:《〈讀古陶文記〉箋證》(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63 )。

    廖名春:《郭店簡“訇”、上博簡 “ ”字新釋》(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65 )。

    李銳:《上博簡〈慎子曰恭儉〉疏解》(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868 )。

    转自  简帛网 论坛

  • tjn 在 2010/5/23 22:09:31 评价道:第12楼

    小聲說一句:秦印里“嬰”(文中引自秦印編240)的倒數第二種兩種寫法,可能是兩個貝共用偏旁,最後一種寫法可能是共用偏旁後又反復,之前兩個“貝”的兩個“八”形重新用上,形似“安”的形體,其實可能還是“女”,^形筆劃與“女”無關。

  • dsid2009 在 2010/8/7 6:48:34 评价道:第13楼

    收藏了,写的有价值。文字本身的变化和差别不仅如此,同时它和地域状况与个地域生活的方式、释义、形态符号的象征分不开。文字越古老这种差别就越大、越难以理解和识别。文字的成形趋同的阶段已经是文字发展走向成熟,而这之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文字真正开始走向成熟这一过成在目前的文化符号中推演我个人认为应当始于史前新石器6000到8000年左右的时间或者更早。这一点在很多史前陶片中重复出现的符号可以说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大地弯等文化的成熟要吧这一文字历史推到这一时期。。。

  • 巴山秀才 在 2010/9/19 23:02:21 评价道:第14楼

    凤从凡得声《蜀方言》:“编竹覆船曰篷。”其下注曰:“《集韵》:织竹编箬以覆船。”或作竼。不知该如何解释此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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