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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成愛:《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 ——現存最早經傳合璧的《孝經》抄本
在 2020/4/6 12:54:39 发布

《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

  ——现存最早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

 

苏成爱

安徽财经大学

 

内容摘要:在出土后的将近50年时间里,定县汉简《儒家者言》的第24章一直未得到确切的考释。其实,简文与《风俗通义》所引《孝经》相同,以此为突破口,可以确定此章为带有经说的《孝经》,是现存最早的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弥足珍贵。

关键词定县汉简  《儒家者言》  《风俗通义》  《孝经》

 

 

引  言

1973年,河北定县(今定州市)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内容包括多种古代典籍。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从中整理出8种古书:《太公》《文子》《日书·占卜》《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哀公问五义》《保傅传》《论语》《儒家者言》。与其7种古籍不同的是,《儒家者言》本来没有书题,在传世文献中也没有找到与之相同的古书,整理者将这些竹简编在一起,是鉴于其长度、编纶、字数和字体相同,又由于这部分汉简大多与孔门师徒有关,故而定名为《儒家者言》。整理者依据其各自内容分章编次,共得27章。1981年,整理者发表了相关的考释[1]其中的26章都能从传世文献中找到了与之对应的篇章,唯独第24章付之阙如,即本文所称之“未解章”。竹简出土至今已将近50年,人们一直都在试图考释它,作出过种种猜想,却都苦于无确证。笔者不揣浅陋,试作考证,以期求正于读者诸君。若有一言可采,则区区幸甚。

 

一、“未解章”与《孝经》

 “未解章”共6简:

肤受诸父母曾子866

何谓身体发肤弗敢毁伤曰乐正子1831

毁伤父不子也士不友也主[2]313

尊荣无忧子道如此可胃孝1199

□□教之所由曰孝□经□□1845

之且夫为人子亲死然后事769

不难发现,以上数句与传世本《孝经》中的部分文句相仿佛,可是又不那么一致:与866号简相比,以四部丛刊本为代表的现今通行本《孝经》(以下称今本)之首章《开宗明义》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紧接着是“不敢毁伤,孝之始也”[3],而不是如简文所言“曾子”如何如何;1831号简中的“身体发肤,弗敢毁伤”与今本《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如出一辙,但今本此句前面无“何谓”,简本“毁伤”后面紧接着的也并不如今本那样是“孝之始也”;313号简只有“毁伤”一词与见于《孝经》;1199号简尊荣无忧,子道如此,可胃(谓)孝”发问句式虽与《孝经》曾子之言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15章《谏诤》)相同,但所问内容迥异;1845号简前半“教之所由”与《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对应,后半“孝□经□□”可能会是“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的缩略语——“孝,天经地义”,但这两句一在《孝经》第1章,一在《孝经》第7章,相去甚远;769号简“之且夫为人子亲死然后事”似在论孝,却不见于今本《孝经》。看来,整理者阙而未释,事出有因。

然而,我们发现,“未解章”的确与《孝经》密切相关,至少有2支竹简上的文字可以完全肯定出自“《孝经》” ——866号简、1831号简。我们这里的“《孝经》”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它与今本《孝经》有所不同。

遍检古籍,笔者发现这2支竹简上的文句只见于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所引“《孝经》”(为便于比较,在二者相同的文字之下划横线,下同):

866号简:父母曾子(下缺)

“诸”“之”义同,常可互换,典籍习见,不烦举例。

《太平御览》引《风俗通义》佚文:“《孝经》:‘身体发父母曾子病困,启手足以归全也。’” [4]

1831号简:何谓‘身体发肤’弗敢毁伤?曰:乐正子(下缺)

《风俗通义·过誉》:“《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犹有忧色。” [5]

与上例相比,《风俗通义·过誉》所引《孝经》与简文在文字上并不是那么一致,但二者在文意上并无二致。古人引书时常撮其旨意,于无关紧要处每每有所损益,不足深怪。

《风俗通义》是现存所有的古文献中唯一能够找到与简文相对应文句的古书。这一令人欣喜的发现,使得其余4简的出处考释问题也有了着落。不过,在考释其余4简之前,有必要先说明《风俗通义》所引“孝经”的问题。《风俗通义》所引与今传本《孝经》经文相比,在经文之外还多出了不少解释性的文字。其原因在于:作者应劭与其他古人一样,引用“经说”(传文)常常“直称本经”[6],即应劭引“曾子”、“乐正子春”孝行事迹无疑都是出自东汉经说。这本来就是古书通例,无足深怪。

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风俗通义》引《孝经》经文、经说对866号简和1831简进行尝试性的补足。这2简可以补作(经说部分用小字):

[身体发],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启手足以归全也]。(866号简)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何谓“身体发肤,弗敢毁伤?”曰: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犹有忧色。] 1831号简)

此处记乐正子春的笃孝言行,是从正面论证不可毁伤身体发肤。紧接着应该是从反面论证这一道理,故而接下来应该是:

[苟有]毁伤,父不子也,士不友也,主[不臣也]。(313号简)

313号简现已补足,我们再来看另外3简的简文。

另外3简文句也是《孝经》经传:

(一)1199号简是《孝经》佚文。

   《孝经》全文基本上是按照曾子每发一问、孔子就作一答的模式阐述孝道。如今传本《孝经》第15章曾子问:“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答:“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 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则子不可以不 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中有少部分章节“有答无问”,当有脱简。

今传《孝经》10章与第15章同样是论述为人子者如何事亲的问题,却只有答语:“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这是孔子在讲述孝于亲之“五备”——致敬、致乐、致忧、致哀、致严;而骄、乱、争“三戒”则是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五备”大致可以说成是“尊”、“荣”和“无忧”,然而上文并不见有问及事亲是否应当使之“尊荣无忧”之句,有答无问,与《孝经》体例不合,则第10章前可据1199号简要补上一问:“[曾子问曰:‘事亲使之]尊荣无忧,子道如此,可胃(谓)孝[]?’”这句话是在其他古文献中都未见的《孝经》佚文。

  (二)依今传本《孝经》,1845号简是《孝经》经文及其相应的佚传,可补为:“[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何谓‘德之本]、教之所由’?曰:孝,[][地义]……

现申说如次:

此简简文有“曰”字,当与1831号简所见的《孝经》传文同例,系以“何谓”、“曰”发问并作答,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解经,与《春秋公羊传》的解经方式相仿。“曰”后应当是回答要解释的问题,“曰”前应当是用“何谓”对所要解释的经文进行提问。与“教之所由”及“孝”字相关的经文是“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据补。“教之所由生也”与“德之本也”的主语都是“孝”,二者密切相关,故经说应当同时解释,“何谓”后可补“德之本”句。解经时的提问,为了便于称说,当力求简洁,故而“教之所由生也”之“生”之“也”,可略去;同理,“德之本也”亦当省“也”。《孝经》第7章《三才》有孔子之言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考虑到古人有“以经解经”之例,且引经多力求简要,可将“孝,□经□□”补足为“孝,[][地义]”。无论是说孝是“德之本”、“教之所由”,还是说它是“天经地义”都是在极力强调孝的重要性,二者可以互相发明。故而古人常常将之对举。如唐代张弧曰:“《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兼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治国治家者,立德为先;立德之本,孝之为始。”[7]类似例子还见于《后汉书·延笃传》[8]《隋书·孝义传》[9]《北史·孝行传》[10]等。

  (三)对于769号简,我们很难在《孝经》中找到文字上非常一致的文句。但简文“之且夫为人子亲死然后事”句似乎与今本《孝经》末章《丧亲》有关,似为《孝经》之佚传:

“子曰:‘孝子之丧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陈其簠簋而哀戚。擗踊哭泣,哀以送;卜其宅兆,而安措;为之宗庙,以鬼享;春秋祭祀,以时思。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本段中划线的文字与简文文义密切相关)

据此,补上相关的《孝经》经文,再补上佚传的缺文,769号简似可补足为:[擗踊哭泣,哀以送;卜其宅兆,而安措;为之宗庙,以鬼享;春秋祭祀,以时思。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且夫为人子亲死然后事[之以哀戚]……

综合以上考校,并参考现今通行本《孝经》,“未解章”的《孝经》经传似可复原为: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何谓‘德之本]、教之所由’?曰:孝,[][地义]……”[身体发],受之父母,曾子[病困,启手足以归全也]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何谓“身体发肤,弗敢毁伤?”曰: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犹有忧色。][苟有]毁伤。父不子也,士不友也,主[不臣也]。(参照今本第1章《开宗明义》)

[曾子曰:“事亲使之]尊荣无忧,子道如此,可胃(谓)孝[乎?’”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参照今本第10章《纪孝行》)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之。且夫为人子,亲死然后事[之以哀戚]……(参照今本第18章《丧亲》)

 

二、“未解章”重要的意义

“未解章”实际应当称为“刘修墓本《孝经》经传”,抑或可称为“应劭所见本《孝经》经传”,虽吉光片羽,仍弥足珍贵,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定县汉简整理小组认为刘修墓出土的古书有8种,现在加上这部经传合璧的《孝经》,至少已有9种了;同时也首次弥补了以往在两晋之前的考古资料中没有《孝经》类文献发现的缺憾[11]

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经传合璧的《孝经》版本,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古墓,比敦煌遗书中的《孝经郑氏解》《孝经郑注义疏》《御注孝经》等经注本的残卷,要早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提供了不见于其他任何古籍的《孝经》佚文1句,还有助于窥见两汉“以事说经”“以经证经”的解经方式。

《汉志》颜师古注引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相异者四百字。”[12] “今相异者四百余字”曾令后世的学者们大为疑惑:后世流传的古今文《孝经》之间并无如此之大的差别[13],桓谭时代的《孝经》何以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而经本文补足的汉简本《孝经》,经文凡200言,与今传本相比,相异经文有20余字。据此可推知,汉代古今文《孝经》相异者达400余字是完全有可能的。

古往今来,无数学者都曾为《孝经》的辑佚工作投入心力,仅仅清代至民国期间关于郑注《孝经》,我国学者就留下了20多部论著,日本学者也留下了10多部论著[14],不过所辑的“《孝经》佚文”其实只是《孝经》注文(经说),而非《孝经》经文,故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只能算作《孝经》佚注,算不上《孝经》佚文。本文则复原出“曾子曰事亲使之尊荣无忧子道如此可胃(谓)孝乎”20余字的《孝经》佚文,同时还有不见于任何载籍的注文。

汉简本《孝经》经传的发现,也为深入研究《儒家者言》提供了宝贵的思路。既然它是经传合璧的《孝经》,就不应该被归入所谓的《儒家者言》一书。《儒家者言》的时间跨度曾被说成上述及商汤周文,下至乐正氏。很多学者都认为,乐正氏系该“书”所见时代最晚的人,对该“书”成书年代具有重要意义。“乐正子”三字恰好出现在“未解章1831号简,所指为谁,最早的看法认为,当为春秋战国之交的乐正子春,曾子(约前505—436)弟子[15];其实,战国中后期还有个乐正子克,孟子(约前372—289)弟子;此外,我们也无法排除这里就是“乐正子”,即“子”后无“春”也无“克”,“子”是其后学对乐正子春或乐正子克的尊称。由于简文残缺过甚,几种看法又都能自圆其说,一时令人难以确定。如果《儒家者言》确实属于作于某一确定时代的古书,这当然至关重要。然而,经过本文的考证,我们明确了“未解章”应该属于经传合璧的《孝经》经传,经与传作成年代不一,且是独立存在的一部书,不属于某部“大书”,因此再要通过“未解章”的某一枝节问题来判定另外一部独立的“大书”的成书年代,显然就不合适了。而我们的意见是,除去“未解章”以外的《儒家者言》,如果真的是一本书的话,论证它的成书年代,应当分章而论,甚至有的章一章之内都要分成几部分来讨论,不应捆绑在一起讨论。因为很难保证其中没有第二个,乃至第三、第四甚或更多的“孝经”,也很难保证每一章的“经”都不带“传”。

当然,汉简本《孝经》经传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孝经》学史上的一系列悬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孝经》作于何人,成于何时?这是2000多年来聚讼不已的历史疑案。关于其作者问题,有孔子说、孔子作而后儒纂杂说、曾参说、子思说、曾参弟子说、七十子之徒说、孟子门人说、乐正子春说、乐正子克说、乐正氏弟子说等10多种;其成书年代,则有春秋说、春秋战国之交说、战国初期说、战国中期说、战国后期说、西汉说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关于其成书年代,今人多倾向于认为它不迟于战国,理由主要有3条:一是战国初期魏文侯曾作《孝经传》;二是《吕氏春秋·察微》曾明引《孝经·诸侯》;三是《吕氏春秋·孝行览》有论孝文字,大、小戴《礼记》分别于《大孝》《本孝》和《祭义》都有大段文字论孝(出土文献业已证明汉人二戴所编《礼记》诸篇基本上是先秦文字)。但是有些论者提出异议:一是魏文侯《孝经传》不可信;二是《吕氏春秋》中标明出自《孝经》的文字系后人窜入;三是《吕氏春秋》、二戴《礼记》论孝文字与《孝经》关系难以确定,与其成书问题并不直接相关[16]。然而就是被认为与《孝经》关系难以确定的《吕氏春秋》、二戴《礼记》,其中《孝行览》、《大孝》、《本孝》、《祭义》论孝文句又都有文字见于经今人整理的汉简《儒家者言》第22章和第23章,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它们是否和第24章“乐正子春”一段文字一样,是《孝经》传?《儒家者言》系考古发掘所得,其真实性不容质疑。然而,囿于学殖,这个问题尚难论定,我们只能翘首以待高明。

 

三、余论:刘修墓为何会有应劭所见的《孝经》经传

胡平[17]、郭沂[18]、舒大刚[19]、刘娇[20]学者都曾猜测刘修墓出土的《儒家者言》“未解章”与《孝经》有关,怀疑此章是《孝经》传注或解说,可惜都未能给出确切的证据。现对照应劭《风俗通义》2处所引“孝经”来看,其中不仅有经说,还有经文。给我们提供极大帮助、使我们将“未解章”与《孝经》联系起来的,是应劭《风俗通义》那独一无二的“孝经”引文。

应劭所见本《孝经》为何会同样出现在刘修的墓中呢?

我们先从两汉重孝的社会风气来窥测部分原因。两汉重孝:高祖刘邦尊其父为“太上皇”;汉武帝“以孝治天下” [21],并一直为汉家沿用,故后世史籍有“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皆以孝为务”的记载[22];汉元帝12岁通读《孝经》;汉平帝时地方乡学置有《孝经》师一人;汉明帝曾下令建立校舍,广收不同民族门徒,“悉令通《孝经》章句”[23];就连因狂惑淫乱而即将被废去帝位的昌邑王刘贺也懂得引用《孝经》“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为自己辩护[24];两汉除了两位开国皇帝之外,诸帝庙号前皆冠一“孝”字,亦可见一斑。《孝经》甚短,文不足两千,是汉代幼童必习、天下共诵、妇孺皆知的典籍,有众本行不废、并传于世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埋入刘修墓的,也就是当时众多传本之一种。

其次,我们可以从应邵及其家族与刘修墓的时空距离来窥测部分原因。应家开始发达的“中兴(2555)初”,与汉墓竹简埋葬的时代相距不远。所谓的《儒家者言》,出自西汉中山怀王刘修之墓,刘修卒于五凤三年(前55),与应家开始兴起的年代相距不到100年。从空间距离上来看,刘修墓所在地(今河北定州市)距应劭出生地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也不过200多公里。同一种传本在这样的空间距离实现传布,完全是可能的。

最后再从应劭其人及其家族的状况来窥测部分原因。应劭(约153-203),字仲远(又作仲瑗、仲援),少时好学,博览多闻;汉灵帝(168-188在位)初举孝廉,先后任车骑将军何苗掾、泰山太守;后投袁绍,任军谋校尉,卒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东)。他认为,“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也”[25],平生著述丰富,著作10余种,100多卷。应劭家族世代显达,以孝闻名。史载:“中兴初,有应妪者,生四子而寡。见神光照社,试探之,乃得黄金。自是诸子宦学,并有才名,至玚七世通显。”唐李贤注云:“应顺,将作大匠;子叠,江夏太守;叠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从事中郎;奉生劭,车骑将军掾;劭弟珣,司空掾;珣子玚,曹操辟为丞相掾。”[26]应妪得金的传说未必可信,但应家世代显宦、才名远扬的记载是可信的。王先谦集解引惠栋引《应亨集·让著作表》云:‘自司隶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绝,乡族以为美谈。’”[27]应劭深受其家庭影响。其父名奉,“事后母至孝”,亦曾举孝廉,又是当时的著名经师,博学多识。劭承家学,于经学、礼学、史学、语言学皆有很深造诣。生于世代显达、人才辈出、以孝著称的书香门第,应劭手中有祖传的《孝经》类书籍,也很正常。

综上来看,应劭所见本《孝经》,作为当时社会流传的《孝经》众本之一,同样保存在刘修墓中,并于1000多年后重见天日也就不难理解了。

 

附注:本文初稿完成于2009年,承蒙刘信芳教授多次审阅指正,特致谢忱;同时感谢刘钊教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张廷银先生、张燕婴先生赐教。

 

原文出处

苏成爱.《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现存最早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J].文献,2020(01):56-64.

 

追记

2009年,笔者打算报考刘信芳教授的博士,曾于当年521日、1115日通过电子邮件致函求教,当时小文所取的题目是《〈儒家者言〉“未解章”乃现存最早版本的〈孝经〉(含传)》,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在先秦两汉出土文献中没有《孝经》。2011年,西汉海昏侯刘贺墓被发现,墓中出土的简牍至今尚未公布。据雷焕昂先生《西汉海昏侯墓简牍中发现多种儒家典籍失传版本》介绍,刘贺墓中发现的典籍“包括《诗经》、《礼记》类、祠祝礼仪类、《论语》、《春秋》经传及《孝经》等”。雷焕昂先生在“春秋”后加上“经传”二字,而“《孝经》”后无“经传”二字,则刘贺墓出土的是不带经说的《孝经》。刘贺下葬的年代要比刘修早一些。所以,小文在《文献》刊出时将原标题改为《〈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现存最早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内容也作了相应的修改。但也有信息源告诉我们,刘贺《孝经》也见于刘修墓《儒家者言》中,如若果真如此,那么2009年笔者的标题所揭示的观点仍然能够成立。具体情况如何,我们翘首以待刘贺墓《孝经》的公布及其知情者的赐教。

时间过得真快,如今笔者从刘信芳教授门下博士毕业已经将近8年了,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已经结束将近1年,不胜唏嘘。敝帚自珍,自谓鄙说或仍可备为一说,特公布之,以期诸君赐教焉。

《文献》2020年第1期虞万里先生在《栏目导言》中指出:小文“揭示‘未解章’为汉代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意义非常重大。文献记载,马融为省两读之便,将经传合一。笔者曾指出:《丧服传》和《夏小正》之经传合一,是马融的先驱,今得《孝经》经传合一之简牍,可以证实经传合一之形式确实在马融之前已经产生。”虞先生所言传世文献所见经传分合诸事,乃管见所未及。多谢虞先生赐教。


20204420:11:16

 

 

 



[1]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第13-19页。

[2] “主”,原释文阙,系据竹简残笔补入。

[3] 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孝经》,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1937年,第2页。

[4]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1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四部丛刊》本,1936年,第356页。

[5]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80页。

[6]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第61页。

[7] 张弧:《素履子》,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8] 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第738页。

[9]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661页。

[10] 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 1974年,第2827页。

[11] 2014年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叁)》发表了约抄于本始四年(前70)至建平四年(前3)的《孝经》类文献,暂无法判断它与定县汉简孰早孰晚。但据研究,它属于没有抄录完整经文的“单传本”《孝经》(黄浩波:《〈肩水金关汉简(叁)〉所见〈孝经〉解说残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5422日),非如定县汉简之经传合璧,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12] 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876页。

[13] 我们知道,今传本《孝经》传文所引经文、传世稀见本《孝经》经文及其传文所引经文,也包括几种古文本(如司马光“指解”本、日传“太宰”本、“刘炫”本、大足石刻本等),除了真伪难定的《古文孝经》多出真伪难定的《闺门》一章“子曰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24字以外,各种传世《孝经》版本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分章稍异、文字微歧,而文字的歧异又只是有无“也”、“孔子曰”之类无关紧要字眼,无涉宏旨。

[14] 舒大刚:《中国孝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36-438页。

[15] 何直刚:《〈儒家者言〉略说》,《文物》1981年第8期,第20页。

[16] 详参杜娟:《1978年以来〈孝经〉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3期,第2-7页;肖永明、罗山:《近年来〈孝经〉研究综述》,《云梦学刊》2009年第第3期,第24-28页。

[17] 胡平生:《〈孝经〉是怎样一本书》,《孝经译注(前言部分)》,中华书局,1996年,第9页。

[18]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8页。

[19] 舒大刚:《〈孝经〉名义考——兼及〈孝经〉的成书时代》,《西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38-42页。

[20] 刘娇:《汉简所见〈孝经〉之传注或解说初探》,《出土文献》2015年第1期,第293-303页。

[21] 赵克尧:《论汉代以孝治天下》,《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第80-86页。

[22] 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第717页。“皆以孝为务”,据《全后汉文》引袁宏《纪》补(严可均辑:《全后汉文 下》,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86页)。

[23] 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第890页。

[24] 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第1306页。

[25] 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第567页。

[26] 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第568页。

[27] 王先谦集解:《后汉书集解》,第568页。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0年4月4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0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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