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書》《周月》、《時訓》兩篇作于太初以後

（首發）

白光琦

当代研究《逸周书》的專著已有五部：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周宝宏《逸周书考释》，罗家湘、王连龙各有《逸周书研究》，张怀通《逸周书新研》，颇多发明，值得庆幸。但认为《逸周书》都是先秦文献，对于刘起釪先生在《古史续辨》中所说的：

“《周月》、《时训》、《殷祝》等篇，显然都是成于汉代之文。前两篇同于《月令》及《淮南子时则》等篇，亦近《春秋繁露》之文。《殷祝》同于《尚书大传》，文中尤不少汉代地名。”[1]

未予置论，似欠周到。

《周月》有完整的十二中气对应十二个月，《时训》更將二十四气等分为七十二侯。而二十四气是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后才行用的，这两篇只能作于太初以后。为此，须要將二十四气的来历加以考察。

我国历法，西周以前属于覌象授时阶段，置闰与否由当年的观测决定。春秋时，历家制定了朔策，开始编制来年历书。从鲁国历法可知，闰年的安排始终没有严格的规律，可见当时尚无固定的岁策，因而不能确定未来的冬至时刻，也就不可能有二分二至。至于《左传》僖五年及昭廿年的两个日南至，都先天二日，又都是《三统历》的章首，乃是刘歆为了树立其《三统历》的权威而伪造的，何幼琦已有论证[2]，张培瑜也说是后人推算附入的。[3]

战国前期，历家测得冬至日在牵牛初度，作为岁时的标准，创造了四分历术，使我国历法进到全面推步階段。此术以365又1/4日为岁策，以29又499/940日为朔策，每19年235月为一章，复得朔旦冬至，每76年940月27759日为一蔀，复得夜半朔旦冬至。这一术数相当精密，时人以为完善之至，百世不易。历家又将一岁之日等分为八，以二分二至为四时之中，二启二闭为四时之始，是为八节，以寒暑变化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由于此术置闰于年末，往往使历月偏离四时。例如吕后八年，三月乙卯春分，六月丁亥夏至，九月戊午秋分；武帝元光元年，三月丁巳春分，六月戊子夏至，九月庚申秋分；二分二至与四仲之月脱节，显然不当，于是产生了修改闰法的需要。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一岁之日等分为十二，命以十二中气，使之与十二月相对应，无中气之月自然就是闰月了。为了保留原來的八节，乃取12与8的最小公倍数，遂成为二十四气。当然须要改历时才能实行。

至汉文帝时，历朔已后天半日以上，日食都在晦日，而且当时五德终始之说盛行，汉兴，须要改正朔易服色，于是在文帝十五年，诏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这些人经过两年的观测和研究，重新测定了气朔和二十八宿距星距度，拟定了二十四气、干支纪年等，改历已初具规模，以新垣平事件而中辍。适值淮南王安新立，广招天下方术之士，讲论道德，著书立说，这些人投奔淮南，为了不使自已的成果埋没，著为《天文训》保留在《淮南子》中，它代表了当时的天文学水平，只是未能行用。

武帝元封六年以前，置闰都在年末后九月，太初改历，实行无中置闰，始将二十四气纳入历法。

此次改历，虽然没有重大突破，只是修订了气朔和闰法，审定了星度，將五星推步纳入历术，但中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乃千载难逢的理想历元，于是改元太初，改为土德之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亦一代盛事。

《淮南子．天文训》虽列有二十四气，但没有说明无中置闰。所以《逸周书．周月》中的“闰无中气”，不会采自《淮南子》，只能采自太初历。

《周月》篇记十二中气，甚为明确。而其前后文，错误百出。

“惟一月既南至”，妄增“既”字，不伧不类。

“昏，昴、毕现（古文但作见）。”“现”是历家术语，指星在伏后若干天晨现于东方之象，而“昏现”是星与日相对时日落西方星出东方之象，此时已在晨现之后五个月，夜夜可见，不应再称“现”，故“昏现”一词为历家所不取。今推得战国至汉，冬至黄昏时，井宿东出，奎、娄中天，昴、毕已在半空，决非昏现，此条必妄。

“日月俱起于牵牛之初”，当采自殷历[4]，殷历为战国前期所造，汉儒仍有传习。

末段是汉人的历史循环论[5]，本应是夏用夏正，商用殷正，周用周正，至汉复用夏正，但此篇只讲到周，就说“至于敬授民时，廵狩祭享，犹自夏焉。”似乎周代授时已用夏正，连他自已也没有搞清楚。

此篇岁首用周正而十二中气用夏正，自相矛盾。乃浅人所作。

此篇之“南至”、“昏现”、“夏数得天”，皆出《左传》，而《左传》原藏中秘，民间虽有传习，不为当世所重，经刘歆推崇，平帝时始立于学官。则此篇之作盖在刘歆之后。

《时训》篇的二十四气也应采自太初历，七十二候则是从《礼记．月令》中拼凑来的。

《月令》一篇，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章首，礼家好事抄合之。”郑玄敢于否定其师马融之说，必有所据。其后，蔡邕又有“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首”之说，仅举三事以辨：一、孟春“审端经术”，孟秋“决狱讼，必端平”，乃避秦始皇讳，改正为端。二、季秋“为来岁受朔日”，是以孟冬十月为岁首，唯秦所行用。三、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弧和建星是南方天学家甘氏的宿名，此文甘石并用，乃秦人吸收楚文化之故。

《时训》的作者，原想对二十四气再作精密的分解，但闭门造车，脱离实际。

一、沿袭旧误：“小寒之日雁北嚮”，雁在南方越冬，怎么会在三九天北嚮？由于此时冰天雪地，见不到多少物候变化，《吕氏春秋》季冬之月的“雁北鄉，鹊始巢，雉〔句隹〕，鸡乳。”除“鹊始巢”是观测所得外，其余都是为了凑足每月四条物候而从《夏小正》正月中借来的。《夏小正》：“正月：启蛰，雁北嚮，雉震呴……鸡桴粥（鬻，育也）。”是也。

二、拼凑充数：为使每月必为六候，而《吕氏春秋》十月只有四候，乃取“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闭塞而成冬”充之，谁看见来？

三、五日一候，不能成立：下面选择若干典型物候的变幅予以检验。

物候变幅举例[6]

由表可知，物候的变幅，没有一项是在五天以内的，七十二候之设，纯属臆构。战国以来，历家用推步之术编制历书，日趋精密，观象授时早已淘汰，物候对于历家已经毫无用处，何况还不合实际。此篇虽有徵咎，无关礼治，亦好事者所为。

太初改历是逐步完成的，真正以十二中气定月是从太始二年开始的[7]，已在太初元年后九年，从此，无中置闰才成为法则，沿用至今。《周月》《时训》两篇之作，只能在此后。

                                                   白光琦  2017．12．21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7年12月21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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