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所役亦師古，不畔其規盡趨新

——試述陸宗達先生之《說文解字》研究

（首發）

何立民

復旦大學古籍所

［內容提要］：本文從成果、創見、特點及方法等角度，細致研讀《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等著作，系統總結穎明先生有關《說文》研究的情況。認為，先生繼承章黃學術，謹慎著述，吸收眾家之長，推進《說文》研究，促進訓詁學復興與科學化；先生研討《說文》之論，語言通俗，思路明晰，舉例準確，論述精當，於《說文》引介、普及工作，貢獻卓著，堪稱翹楚；先生“刻苦為人，殷勤傳學”[1]，注重研習法之傳授，裨益後學，功在學術，利在傳承；先生桃李滿天下，王寧、許嘉璐、宋永培、李國英諸先生，均業有所成，學有專長，必將繼續推動《說文》學向更深、更高程度演進。

［關 鍵 詞］：陸宗達  《說文》研究  成果  創新

陸宗達先生，字穎明，又字穎民，祖籍浙江慈溪，192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文系。追隨蘄春黃季剛先生，登堂入室，研習“語言文字之學”，與太老師武進徐鳴謙先生、廣濟劉博平先生、衡陽馬宗霍先生、蘄春黃耀先先生、青陽洪自明先生、郫縣殷石臞先生等，並爲章黃學派[2]之傳人，與歙縣吳檢齋等先生，過從甚密，亦師亦友，相得益彰。先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訓詁學研究會會長等職。先生研究方向，集於訓詁、《說文》、語源、音韻；代表作有《訓詁簡鯩》、《訓詁方法論》（與王寧先生合作）、《說文解字通論》、《現代漢語語法》（與俞敏先生合作）。先生深承季剛先生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且廣大之；深緒季剛先生謹慎著述之風，注重積累，以質取勝；先生上接章黃之學，爲傳統小學之現代化、訓詁學之復興，作出不朽之勛業。穎明先生曰：“《說文》之學是‘小學’中成果極豐極嘉的一個部門，我的老師黃季剛先生又特別精於此學，因此，我多年的研究都是把《說文》作為中心的。”[3]由此亦見，《說文解字》研究，堪稱先生研究之重心、論著之精粹。

穎明先生之《說文》研究，先生受業弟子，如海寧王寧先生、淮安許嘉璐先生、雅安宋永培先生[4]等，均有闡發。許嘉璐先生曰：“季剛先生門下各位先生均得老師之一體：劉賾：音韻；駱鴻凱：《選》學；穎師（即穎明陸先生）：《說文》；殷孟倫：《雅》學；范文瀾：《文心雕龍》；洪誠：《禮》學。”[5]王寧先生亦指出 “（穎明先生）在《說文》研究上獨樹一幟，他的《說文解字通論》是當代我國第一部《說文》研究的通論性著作，他的《說文》研究極有特色，是當之無愧的《說文》學大師”；“以《說文》爲中心進行文字、訓詁研究，是傳統語言文字學入門與深化的正確途徑。”[6]張標先生《20世紀<說文>學流別考論》一書，其“後編”第一章名曰“述中有作的新傳統派”，即為總結、彰顯陸先生、王寧先生等《說文》學研究而來。張先生此著，自學術傳承、研究方法、理論貢獻、不足之處等四方面，系統分析陸王之學，與宋永培先生文，並為深入、全面研討之作。後來，穎明先生孫陸昕先生等，對此亦有闡發[7]，本文在仔細研讀《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8]、《說文解字通論》[9]等著作及前輩時賢成果之上，擬從成果、創見、特點等角度論述之。

學術惇實，德行絕人[10]——穎明先生《說文》研究之成果與創見

穎明先生少入季剛先生門下，與先生從子耀先（即黃焯）研習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成果顯赫。深受季剛先生影響，對“小學”諸書，幾可成誦，極為精熟。其中，《說文》堪稱研習之“主中之主”[11]。穎明先生亦曰：“我對訓詁學的研究，以《說文解字》為中心。”[12]

穎明先生專論《說文》最關鍵者，當為《說文解字通論》。先生生前大量論文，如《介紹許慎的<說文解字>》、《<說文解字>的價值和功用》、《論<說文解字>》、《<說文解字>的文字與說解》、《<說文解字>及其在文獻閱讀中的應用》、《<說文>簡述》、《<說文解字>與訓詁學》、《<說文解字>“讀若”的訓詁意義》、《我與<說文>》、《重修許慎墓碑記》等，亦為闡發《說文》而作。另外，先生《訓詁簡論》[13]、《訓詁學方法論》[14]、《訓詁與訓詁學》[15]以及《六書簡論》、《漢字的產生和發展》、《從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談起》、《因聲求義論》、《<說文> “讀若”的訓詁意義》、《淺論傳統字源學》、《文字的貯存與使用》、《基礎與專攻——從黃侃師學習<說文解字>的體會》、《我所見到的黃季剛先生》、《黃侃先生的生平及其學術》[16]等，亦多有論述《說文》者。

概而言之，先生論《說文》之成果與創見如下：

一曰闡釋《說文》之寫作目的、編排體例。關於《說文》之寫作目的，學者多從東漢獨特之政治、學術背景考慮，此角度甚當。穎明先生亦自東漢古文經學復興、今文經衰微之特殊背景入手，指出：作為古文經學大師，許慎作《說文》之主要目的，在於說經、解經，為當時盛行之古文經學服務，為當時政治服務[17]，以達到“為實”[18]之目的。另外，如何界定《說文》之性質，學術界有不同說解。或“小學名著”，或“文字學著作”，或“訓詁學著作”，或“字典之淵藪”等等，不一而足。穎明先生認為：《說文》不僅為第一部分析字形、說解字義、辨識聲讀之字典，更為古文家說經、解經之專著（僅僅借用字典形式而已[19]），還是一部漢民族風格“文獻語言學”之創始著作。

關於《說文》體例，一般多討論“分別部居”、“據形系聯”、“六書分析”等內容，穎明先生根據研究，體例歸納如下：“偏旁編定文字”、“訓詁源自實際語言”、“六書闡釋字形結構”、 “形聲與讀若用以釋義標音”、“形義、音義相依之法則”、“意勢、文字、孳易歸納字形發展規律”[20]。

二曰闡釋“六書”之轉注、假借。關於“六書”，歷來多有爭論，轉注、假借，更是歧義錯見，眾說紛紜。穎明先生以為，整體言之，“六書”仍為“造字法則”[21]；其中，前四書（即象形、指事、形聲、會意）為字形結構分析之法（或字形結構原則）[22]。

關於轉注，歧議較多，裘錫圭先生用“轉變字形方向之造字法”、“部首與部中字之關系”、“文字轉音表示他義”、“詞義引申”、“語言孳乳”等九種說法，準確予以概括[23]。穎明先生當屬裘先生所指第九種，即“反映語言孳乳的造字為轉注”。穎明先生吸收章黃之說，認為：同一語根（或語源）派生新詞，循其聲義，制作新字，即為轉注；並進而指出方言、古今音變、詞義變化（詞義引申、詞義對立轉化）等情況，可產生轉注；轉注有繁殖漢字、分化表義之功[24]。

關於假借之研究，黎千駒先生分宋明、清、現代三時期，歸納為十說[25]。穎明先生之見，他歸入章黃二先生所代表之“引申說”，並認為“陸宗達《說文解字通論》繼承了章太炎、黃侃以假借為引申的觀點”。愚以為，穎明先生假借之說，出發點同於所論之“轉注”；假借即代替（原字引申代替、同音字代替）[26]，從詞義變化（引申、對立轉化）之語言現象出發，借用舊有詞字，表達新義；假借之目的在于節制漢字，以免數量過大，不便於認讀、書寫。先生指出：“雖然沒造新詞、新字，也同樣可以適應詞彙發展的需要。從造字來講，這就是“假借”的法則。”[27]這表明，穎明先生已突破“以假借為引申”的認識，並分辨語言學與文字學意義上“假借”之別，黎先生總結似實而非。

總之，轉注、假借之二書，穎明先生謹守章黃師說並變通之，擺脫“用字”說之誤，從語義學本位出發，關注詞義演變之語言現象，關注此現象所致之制造新字、舊字表新義等表現[28]，並認為，轉注、假借不僅為漢字發展之最重要法則，更是探索詞匯變化之根本問題[29]，深具啟發意義。

三曰深入闡發“筆勢、筆意”。穎明先生承緒章黃二先生之“勢意論”[30]，先生曰：“漢字的字形是不斷變化的，形體日趨約易，加以書法取姿，致使原有的筆意漫濾不明。造成了‘筆勢之變’。”先生還說：“筆意變為筆勢是漢字字形變化的規律”[31]《說文》“象古文之形”、“從古字之象”、“從古文之象”等表述，說明許慎認為正篆己成筆勢，應由筆勢推溯筆意。應用“由筆勢求筆意”之法，不但可瞭解漢字結構與字義之聯系，進而可糾正許慎說解中謬誤之處，如“牽”、“臣”字。另外，甲骨、金文中，筆意、筆勢之字仍存，亦可參閱《說文》加以評述。

四曰闡發《說文》析形、釋義之特點。穎明先生於《說文》，爛熟於胸，能於前人成說基礎上，得見《說文》析形、釋義之獨特性。關於析形，穎明先生認為《說文》主要以“古文” [32]為標準，編排文字、分析字形、闡釋字義、引用文獻。先生指出“（《說文》）形體是以古文為主，它的材料來源，大部依據孔宅壁中所藏古文經典。此外，許慎也采擷先秦群書”，“說文解字對解說字形，以古文為圭臬”，“許慎以古文標準來闡明字體的變化”[33]。

關於釋義，穎明先生總結如下：一、運用互訓、推源、義界三法，參互釋義。《說文》承繼《爾雅》等訓詁專書，大量運用互訓法。當然，穎明先生亦認識到互訓法之不足，指出：許慎解釋字義，往往深入語言實際，全面比較古今不同文獻、不同語境，加以確切說明。推源則兼用聲訓、利用聲音說明命名之源二種方法。穎明先生指出：推源之法，必須源自語言實際，擁有確鑿證據，方可使用。另外，先生還指出：《說文》大量運用義界之法，即應用簡潔準確之語言，深刻概括客觀事物之本質；如說文中 “暨”、“輟”、“兀”、“達” 等字之說解[34]。二、徵引廣博，融會經文，概括詁訓，規定義界。先生舉“昌”為例，指出“美言”之說源自古文《尚書·皋陶謨》；“日光” 之說則引《詩經·齊風》之“東方明矣，朝既昌矣”[35]。三、釋義以“古文”文獻為準，兼用今文經學之成果。如，先生引《說文序》之文，並指出“易孟氏”當為今文經學家之說[36]。四、形體為釋義之根本，尊循形義相依、主要闡釋本義之原則。先生指出“訓義的內容必須與形體分析完全相符合”，“形體不能與字義相互證應的是假借”、“能闡明形體結構的字義是本義”；先生還以江沅的觀點“許書之要，在明文字之本義而已”作為說明[37]。五、《說文》根據字之音形、以推本義[38]，進而疏通“引申義”，初步歸納漢字“詞義系統”。王寧先生指出，穎明先生“接受了章黃不孤立研究一字、一詞、一義的樸素系統論思想，因此，他胸中似裝著一個先秦古代漢語詞義的網絡，并且對詞義關系的溝通、詞義的比較、詞義的類聚與分析、詞義的探求與解釋，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套方法里含有許多規律”[39]。先生以“西”為例，指出許慎所歸納“鳥在巢上”之本義，進而歸納棲息、日落之處、方位意義等引申線索。又如“去”字，《說文》歸納本義為“人相違也”（即“離開”），先生進而引用《左傳》“襄公二十年”、“閔公二年”、“閔公元年”、 “宣公十二年”之“去”字，說明有“躲避”、“拿掉”、“殺掉”“寬恕”等引申義，進而歸納“去”字之詞義系統[40]。另外，先生曾指出“‘因聲求義’作為訓詁的一個方法，比之‘以形索義’更為重要，往往成為探求和貫通語義的根本途徑”，“ 語義的發展變化從本質上是依託於聲音而不依託於字形。因此，離開了聲音這個因素，是不可能通過形、音、義的統一來正確解釋古代語言。”[41]此觀點與上述第四點，並無矛盾之處。“形體為釋義之根本”為穎明先生總結許慎釋義（特別是釋本義）之方法，“因聲求義更重要”，則源自訓詁學發展、語義探討之不同角度。

五曰分析《說文》之貯存用字與文獻用字。與《說文》說解源自實際文獻語言有關，穎明先生發表論文，進一步總結《說文》貯存用字與文獻用字之異同。先生指出：“《說文》所收之字，是經過許慎選擇整理後，貯存于《說文》特定形義體系之中的漢字。”[42]二者差異情況，先生總結為三類型：同形而又別音別義者，同形別音而有意義聯系者，同形而音義互易者。第一方面，先生舉《說文》中“薔”（和味之辛菜）、“薇”（野生之豌豆）以及“薔薇”（即《爾雅》所謂“蘠蘼”，即觀賞用、多刺蔓生植物）為例。“同形別音而有意義聯系者”，則以“續”、“賡”為例。關於后者，先生舉“醋”與“酢”為證，並指出：《說文》與文獻中，醋、酢二字字形未變，音義則完全置換；《說文》中，主賓互敬酒(即文獻中之“酬酢”)為“醋”，音今日之“酢”，文獻中“醶醋”之“醋”，《說文》則用“酢”表示，音今日之“醋”； “童” 與“ 僮”與此例同。

先生進而指出：有些人不明白此種差別，用《說文》中貯存狀態之字，硬套使用狀態之文獻用字；或用使用狀態之文獻用字，指責《說文》中貯存狀態之字，造成許多混亂。我們應當做到：綜合、系統考察字之形音義，把握詞義聯系、轉化之條件，最重要之處在于，應以“文獻用例”為驗證之標準[43]。當然，此處所謂“文獻”，既指傳世經典文獻，又指出土古文獻；相比而言，後者所提供之借鑒與啟示，更有啟發，更具意義。

六曰分析《說文》之不足。先生在充分肯定《說文》奠基、創始之功同時，亦舉出四方面之不足[44]。部首編制之體，體例不密，分類瑣細，次序不當，貫徹亦不力，因此，造成檢索不便、查閱繁雜之弊病。因此，新版《說文解字》，多附“筆劃檢字索引”（有的亦附“今讀注音”檢索[45]，惜《說文》諸字，讀音多歧，互有異同；標音準確與否，當需檢驗），可按楷化字之筆劃查檢。拘泥本字本義，闡釋亦有牽強。先生舉“新”、“舊”二字為例，進行說解。“重文”、“部首”等歸納法之疏漏處，除穎明先生外，前輩時賢多有列舉。

當然，由于特殊之社會背景，穎明先生分析《說文》不足，亦有偏頗之處。如《說文解字通論》第四章第一節“維護封建統治的立場和觀點”，穎明先生列出諸多維護封建統治、為漢朝避諱（如“劉”字）等觀點，說明，意識形態影響學術，亙古皆有，乃自然之理也，許慎、穎明二先生皆不得擺脫、難以超越；許慎時代科技發展水平有限，未見甲骨、罕見金文，其解說不當，非許氏錯，應歸因於時代也。

寧拘毋肆，寧闕毋妄，潛心謹守[46]——穎明先生《說文》研究之特點

一曰認定《說文》為“主中之主”。《說文》為第一部分析字形、說解字義、辨認音讀之著作。六書分析之法、文字意勢之論、孳乳變易之規律，為漢字構形分析、推演漢字變化規律、研究古文字學，提供理論思路。貯存系統之文獻語義，亦為古文獻、特別是出土文獻解讀，提供重要依據。《說文》抓住本字本義，為經由形音、探索詞義提供重要依據。偏旁編字法之創制，亦為後代辭書之編纂，樹立豐碑。在文字、音韻、訓詁、文獻解讀、古今文經學、辭書編纂等諸多方面，深具借鑒意義。加之自漢唐之宋清，以迄現代之章黃二先生，群星璀璨，成果宏富，嘉惠士林。穎明先生因為深知其中意蘊、利弊，因此，多年研究，皆以《說文》為中心。《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訓詁簡論》、《訓詁與訓詁學》、《訓詁方法論》等著作所錄之文，皆關涉《說文》，可謂證明。

二曰訓詁學[47]為中心，文字、音韻之學，皆為訓詁學服務。先生治學廣涉文字、音韻、訓詁、文獻等諸多方面，而訓詁學為中心，其學術成就，亦體現於訓詁學。先生從音韻學起步，以文字學為橋樑，在訓詁學上落腳，以文獻詞義作為主要探討對象。先生指出：“訓詁學是漢語語言學裏研究語言思想內容的一門學科，也就是語義學。”王寧先生亦指出：中國傳統‘小學’以研究意義為中心，形音（即文字、音韻）僅為工具，意義乃是研究出發點與落腳點；陸先生精通的是意義之學，他是一個研究意義方面的專家。[48]先生研究《說文》貫串之一主線，即為語義研究；各類著作，如分析《說文》所載之形音義，皆以解釋“詞義系統”為旨歸。先生與王寧先生合作研究，發表有關訓詁、語源之論文[49]，亦依照此種出發點。

三曰結合《說文》，解讀古代文化史。穎明先生文章，如《釋“當具”》、《 談“社”與“后”》、《 談“衣冠楚楚”》、《關於幾個古代食品名稱的研究》、《酸甜辣與酒》、《古代的尊師禮——釋菜》、《干支字形義釋》、《割與烹》[50]等，皆為充分利用各種材料（如《說文》、古文字資料、出土文獻資料）、解析古代文化史而作。《說文解字通論》一書，更是專辟一章（《說文解字》中所保存的有關古代社會狀況的資料），從社會生產、科學技術、醫學曆算、社會制度等諸多方面，進行詳細分析。如解讀“兽”、“獸”、“ 狩”三字，用以復原古代狩獵經濟場景；如解讀“襄”字，以見古代農業技術之高超；如利用《說文》等，解讀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獻的“臑”、“瘲”等；解讀“工” 、“ 巨”、“ 斦”等字，以現古代社會科數學的杰出成就。利用《說文》之字及其他文獻，解讀社會制度，更可體現先生之博聞強誌、遠見卓識，如 “后”、“帝”，“侯”、“宗”、 “祭”、“肆”、“社”、“女” 、“臣”、“民”、“童”、“儓”等等。限於篇幅，不再一一征引，讀者可參有關論述。

由此，推演先生之法，融合他說，學術界出版諸多有關“《說文》文化史”類（或曰“文化語言學”）著作，發表大量有關文章（檢索“中國期刊網”，有關《說文》之文章，大部亦為文化解析之作），完成許多學位論文。

四曰提倡“為實”，注重實用，提倡古籍文獻語言（實際運用之語言）的考索與探究。所謂“為實”，即嚴格地從文獻語言材料出發，不事空談，不作空泛之推論[51]。研究課題來自文獻語言，所需證據亦采之於文獻語言，得出結論亦為文獻解讀、歸納服務。此為重要的研究方法。王寧先生指出：“章太炎並沒有把語言文字學變成一門空泛的理論，而是強調了它對語言材料的依存性和它在指導閱讀、寫作中的實用性。”[52]王寧先生雖為總結太炎先生之學而發；其實亦適用於穎明先生等學者。

穎明先生還指出, “文獻語言學研究物件是文獻語言（即古代書面語言），也就是研究文字、訓詁、聲音之學” ，“《說文》就是文獻語言學奠基之作”，“運用因聲求義，必須核正古代文獻語言”，“互訓是從實際語言中比較歸納出來的結論”，“運用推源之法，亦需從實際語言材料出發，尋找“信而有徵”之線索，如若“絕緣無徵”，亦不可強求”，“從古代文獻(六經、諸子)的生動的語言實際中，分析和揣摩語義”[53]，仔細研讀先生論著，多為基於經學著作、諸子百家、出土材料、方言口語等各類文獻語言，解決文獻疑難等實際問題。

五曰文字通俗易懂，頗便於普及。穎明先生曰：我以為應當注意提出群眾所關心的問題，寫一些應用的文章，這些文章講解要深入淺出[54]。許嘉璐先生曰：（《說文解字通論》）各節所舉例證，雖大多為先生潛心研究之成果，有些多涉及專門知識，但闡述時，都盡力做到通俗淺顯……先生在深入淺出方面，為我們做出了榜樣。[55]王寧先生指出：“（穎明先生）寫書作文時，除非萬不得已，他從不用古奧的生僻詞和難懂的外文去有意表現自己的淵博。”[56]傳統語言文字學堪稱“絕學”， 天崩地裂、時過境遷後，紹續其流者鮮矣。《說文》傳承久遠，今人多未細聞；《說文》成果之引介與普及，必為當務之急。穎明先生論著，多語言通俗，脈絡清晰，舉例貼切，論述精當，堪稱此中翹楚。

當然，除先生作品外，周祖謨先生之《許慎及其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概論》，姚孝遂先生之《許慎與說文解字》，蔣善國先生之《說文解字釋要》、《說文解字講稿》等，皆可參閱。各位先生所論《說文》，多有側重；穎明先生之訓詁學角度，上已論列；姚先生結合古文字學研究之成果，重評《說文解字》之功過得失；蔣先生則借用講疏體，從《說文》體例、價值、研究派別、方法等方面，提要鈎玄，後附參考資料，亦便於研學；周先生著作，利於初學，享譽士林，亦屬事實。

六曰尊重師說不拘泥，重視繼承亦發展。此方面，亦為季剛先生治學之特點。季剛先生拜師培先生為師，並有“夙好文字，經術誠疏，自值夫子，始辨津塗”之嘆[57]；“以《說文》為紐帶來研究金文、甲骨，主張用甲骨鐘鼎來駁正《說文》”；綜合清人、太炎先生之成果，提出古聲十九紐、古韻廿八部；進一步把訓詁學納入語言文字學范疇等。

穎明先生研究《說文》，亦師承章黃而不拘泥。先生“重視師承，嚴守師說”[58]，繼承章黃學派之精髓與核心——語源學與《說文》學。如，延續季剛先生“嚴格區別語言文字，字根不同於詞根”之特點，在解讀六書、訓釋音讀等方面更進一步；如充分利用古文字、出土文獻材料，解析《說文》、研究文獻語言。穎明先生繼承之外，多有發展，其精髓則在語義學（或稱意義之學）。陸王二先生繼續開展訓詁學理論建設，建立科學之術語體系、訓詁方法體系[59]，為發展訓詁學並使之科學化、理論化[60]，做出巨大貢獻。

七曰明其理、得其法[61]——研習之法精當且裨益後學。穎明先生深得季剛先生賞識，並嚴格依照季剛先生指導，研習《說文》。細而言之，有如下數端：一曰點讀“段注”為起點。連續點閱三遍段注，以明悉《說文》文句。二曰以大徐本為主，參校小徐本，鉆研《說文》白文。季剛先生曰：“余杭章君不能不推斯學魁儒，余見其案頭除石印大徐《說文》外，更無段、桂諸家之書，知斯學綱維，全在默識而貫通之，紛紛箋注皆無益也。”[62]由此可見《說文》白文之重要，須以此為根柢、核心。白文研習之法，即“利用全書進行形音義的綜合聯系”，“把關於某個字的散見在各處的形、音、義材料，都集中在這個字頭上。”[63]同時，根據《集韻》等韻書，制作 《說文》韻表，進而熟悉《說文》聲韻內容。三曰研讀《說文》同時，進而點讀“十三經”、“文選”、“諸子”、“詩詞曲賦”等古典文獻，熟悉文獻語言；《說文》精熟同時，研習其他訓詁專書，如《爾雅》、《釋名》、《玉篇》、《廣雅》等[64]。概而言之，需要過“三關”——音韻關，《說文》關，古代文獻關[65]，貫通《說文》與文獻語言，重视传承，探索解決文獻中存在的實際問題。

另外，謹尊黃先生治學經驗，注重積累，謹慎著述。穎明先生曰：“我始終認為，他（即季剛先生）對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研究方法以及材料不充實不要寫書的主張，是非常正確的。傳統語言文字學以古代文獻語言為研究材料，沒有大量的材料積累，不從具體的文獻語言出發或者對語言材料缺乏一定量的分析，只憑幾個例子，其實心中無‘數’，是很難總結出正確的規律來的。”[66]由此，穎明先生謹尊師命，發愿五十之前，述而不作；由于環境特殊，延宕至花甲、古稀之歲才得如愿，可慨可嘆也。

總之，穎明先生植根於傳統“小學”之汪洋大海，繼承章黃之學，並於新時期繼續發揚廣大。全面歸納總結《說文》之內容與體例，從形、音、義三方面，科學總結對許慎說解文字之法，指出體例編排、歸納方法、文字說解等方面之不足。穎明先生之《說文》研究，植根於古代文獻語言，注重出土古文字材料的辨證，關注出土古文獻的佐證作用，運用語言文字學研究法，青出於藍而盛於藍，在章黃二先生基礎上，更臻完善。更為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先生諸多論述，多深入而淺出，通俗而易懂；於文史等高雅之學、難以普及之今日，先生以己之力，樹立豐碑，堪稱翹楚，可為楷模。先生“試將金針度予人”，將多年研習《說文》之法，系統總結，公之于眾，裨益後學，功莫大焉。先生桃李滿天下，王寧、許嘉璐、石定果、宋永培、李國英諸先生，均業有所成，學有專長，起到承流揚波之橋梁作用，新時代之《說文》學，必當繼續發揚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