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簡牘“質日”考釋三則

（首發）

于洪濤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關鍵字] 質日  岳麓秦簡  里耶秦簡  守丞

[摘 要] 秦簡牘中曆表類文獻主要有三種，分別出自周家臺秦簡、岳麓秦簡和北大秦簡。這類文獻的命名，學界認識多有不同，但是在近出里耶秦簡中，我們發現了官吏日常使用的值班時間表，簡文中直接將其命名為“質日”。這對我們瞭解這類文獻的命名與性質提供了很重要的線索。另外，岳麓秦簡中騰、爽，根據三十四、三十五年兩份質日的記載，應是這批秦簡擁有者的屬吏或下級。周家臺秦簡中的“守丞”是與“丞”並存的不同稱謂，“守”即“臨時代理”之意。“守丞”是固定職官，職權與“丞”相同。張家山漢律中的規定，只是將秦代混亂的“守”官職權規範化。

秦漢簡牘中曆表類文獻多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日書”，這類文獻多記錄禁忌，李零先生稱之為“曆書”，是一種“簡便易行，或講日禁，或講月忌，令人開卷即得，立見吉凶”的數術書。[1]二是“曆日”，主要是在干支表上記錄節氣，更類似於今天的日曆牌，像尹灣漢簡《元延元年曆日》、金關漢簡《五鳳三年曆日》、孔家坡漢簡《曆日》等等。三是“質日”，主要由“曆譜”和“記事”兩部分組成，“記事”多為官吏的日常政務。學界對這類文獻的命名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將其命名為“曆譜”，像張家山漢簡《曆譜》、周家臺漢簡《曆譜》等等。有的與“曆日”混為一談，像尹灣漢簡“元延二年曆日”，有的還稱之為“日記”。[2]不過，依據秦漢簡牘記載來看，這類文獻應該命名為“質日”，是官吏日常使用的一種文書形式，不僅對官吏的工作具有提示作用，而且還對其考核有著十分重要的用途。另外，雖然目前我們發現的“質日”多為私人質日，但是不排除有官、私之分的可能性。這類文獻對研究秦漢時期曆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為研究秦漢時期官吏管理、職官系統、歷史地理等等內容，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本文試從秦代“質日”記載的內容入手，在對其命名、性質重新考慮的同時，結合里耶秦簡、周家臺秦簡等簡牘材料，對岳麓秦簡《質日》中記載“騰、爽”的身份，以及周家臺秦簡《曆譜》中記載的除“守丞”等問題進行研究，敬祈學界專家批評指正。

一  秦簡“質日”命名與性質考

目前，我們發現的秦代曆表類文獻主要有兩種，一是周家臺30號秦墓中的《曆譜》，二是岳麓秦簡中的《二十七年質日》、《三十四年質日》和《三十五年私質日》等。對於這類文獻的命名，學界仍有爭議，大致可以分為四種觀點。“曆譜”說，王國維《流沙墜簡》中的定名，其中包含有“漢元康三年曆譜”、“漢神爵三年曆譜”、“漢五鳳元年曆譜”、“漢永光五年曆譜”等等，命名為“曆譜”有待商榷。[3]實際上，《流沙墜簡》中所收“曆譜”多可命名為“曆日”，由於其內容多為干支，其下記述也為節氣。“曆日”說，鄧文寬先生認為：“出土的這幾十份秦漢曆本，其原始命名就是‘曆日’，不必改稱‘曆譜’。”並舉引《周禮·馮相氏》中的“以會天位”下的鄭玄注，以及王充《論衡·是應》篇中的“孰與懸曆日於坐”、“典曆主日”等材料進行說明。[4]劉樂賢先生認為，“秦漢墓葬或遺址所出實用曆本也屬於曆譜類”，但是在命名上應該稱之為“曆日”。[5]“日記”說，尹灣漢簡整理小組在對元延二年曆表的命名上，就已經採用了這一說法，並命名為《元年二年日記》。[6]趙平安先生也認為，“仿照《元延二年記》的定名，‘秦始皇三十四年曆譜’應改稱為《秦始皇三十四年記》”，並進一步認為，“曆譜主要用以推查時間，記主要用以記事，而且記事往往具有較強的系統性”。[7]“質日”說，李零先生認為，“質日”，即“視日”，“‘視日’一詞，是查看時日的意思。它也見於包山楚簡，是當值官員的代稱。秦漢墓葬隨葬這類竹簡，可能是供當值官員填寫政事記錄，類似值班日誌。”[8]不過，還有一些其他的命名觀點，像陳松長先生在介紹岳麓簡時，將這類文獻定名為“日誌”，後正式公佈時改名為《質日》。[9]鄭傳斌先生認為，“從這種簡牘的形式、功能等方面考慮，我們認為，它本身既有曆日的一些功能特點，又兼有記事的內容，可以把它稱作‘曆記’”。[10]此種觀點也只是將“曆日”與“日記”兩種說法相結合。這種詞彙組合並沒有在史籍中出現過，因此，其說有待考證。

這類文獻的命名應從“質日”說。理由有二，一是“曆譜”、“曆日”這兩個名稱只是針對文獻中的曆法而言，更類似今天的日曆，沒體現出記事的作用。而“日記”具有私屬性質，例如睡虎地秦簡中有《編年記》，就是一份墓主人喜的年譜。這類文獻的性質是否僅就私人而言還有待進一步考慮，命名為“日記”顯然有些狹隘。另外，“質日”是秦簡中所用詞彙，在岳麓秦簡三份“質日”中就已經注明其名稱。李零先生也認為：“這種日程表，秦漢都很流行，‘視日’見於漢簡，‘質日’見於秦簡，名從其主，還是改叫‘質日’最合適。”[11]在新公佈的里耶秦簡中，我們發現了一份關於令史行廟的官署檔案，其中也出現了“質日”一詞，為此說又添一新證。二是，對於“視日”的理解。視，察視之意，《管子·四時》：“令有時，無時必視順天之所以來。”房玄齡注云：“視，謂觀而察之”。[12]《論衡·是應》：“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複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13]這里的“視日”，就是“察視”之意。從“視”的意義上看，“視日”與“視事”相類，岳麓秦簡《二十七年質日》中還出現了“視事”，岳麓秦簡整理小組注：“就職治事，多指政事而言。”[14]即為在崗的意思，睡虎地秦簡《置吏律》：“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視事及遣之；所不當除而敢先見事，及相聽以遣之，以律論之”。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注：“視事，到任行使職權。《漢書·王尊傳》：‘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15]里耶秦簡中也有一份視事書：

廿六年八月庚戌朔壬戌，廐守慶敢言之：令曰司空佐貳今為廐佐言視事日。·今以戊申，視事。敢言之。【8-163】

貳手【8-163背】[16]

文書中主內容是，由司空佐貳代替廐佐言在崗值班，並告知其在崗從何時開始算起。由此看來，“視日”與“視事”有相關聯之處，均與官吏政事有關。岳麓秦簡整理小組，在解釋“二十七年質日”時，認為“‘質日’即執日，主要內容為政事記錄”。[17]顯然是很有道理的。從內容上來看，“視日”中記載大多為官吏政務，很少有私人事務。因此，這種官吏必備的政務日程表，需要常備於案頭，以待查用，作為陪葬之物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質日”是否均為私屬性質，值得進一步分析。

從目前秦簡公佈的材料來看，“質日”有官私之分，並非皆為私屬。岳麓秦簡0092號簡簡文為“卅五年私質日”，盡觀整個“質日”內容，我們發現，與前兩份“質日”並無大的區別，均是官吏行程或官事記錄。但是為何特意標注為“私質日”呢？顯然，“質日”必有官、私之分。筆者在新公佈的里耶秦簡中發現了一份有關令史行廟的官署檔案：

廿六年六月壬子，遷陵□、【丞】敦狐為令史更行廟詔：令史行

失期。行廟者必謹視中□各自署廟所質日。行先道旁曹始，以坐次相屬。【8-138+8-174+8-522+8-523】

十一月己未，令史慶行廟。

十一月己巳，令史行廟。

十二月戊辰，令史陽行廟。

十二月己丑，令史夫行廟。

□□□□，令史韋行。

端月丁未，令史行廟。

□□□□，令史慶行廟。

□月癸酉，令史犯行廟。

二月壬午，令史行行廟。

二月壬辰，令史莫邪行廟。

二月壬寅，令史釦行廟。

四月丙申，史戎夫行廟。

五月丙午，史釦行廟。

五月丙辰，令史上行廟。

五月乙丑，令史□□□

六月癸巳，令史除行廟。【8-138+8-174+8-522+8-523背】[18]

就文書的形式而言，這份檔案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簡的正面，即“令史更行廟詔”，是由遷陵縣嗇夫和遷陵縣守丞一同署名下發的，內容主要是說明令史行廟的注意事項。另一部分就是寫在簡牘背面的“令史行廟質日”，主要內容是有關令史行廟的具體時間表。對於“質日”，《校釋》認為，“秦漢簡牘曆表或稱‘質日’，以曆日為主，往往附有一些簡要的記事。如岳麓書院秦簡有‘二十七年質日’、‘三十四年質日’、‘三十五年私質日’。此處‘質日’或與有關。”[19]從其格式來看，也符合現有我們發現的“質日”書寫格式，即月份干支在前，其後書寫事由。但是就其性質而言，屬於政府頒佈的一份正式文書，在“令史更行廟詔”的行文中出現“失期”、“必謹視”等字樣。顯然，具有一定的行政效力，如果違反必然會受到相應處罰。所以，這並非是一份私人文書，而是由官府制定並頒佈的日程表，即官質日。里耶秦簡8-756也是一份官質日：

卅四年九月癸亥，癸酉三

卅四<年>八月丁未

蔓柏丞□廷卅四年八月丙申下【8-756】

卅五年 

正月甲辰夫

二月壬午夫

二月辛丑卻,癸卯卻

正月甲辰乙，丙午乙，戊申乙

三月朔日卻，壬辰卻，壬寅卻【8-756背】

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人名。在里耶秦簡中，任兩個官職，一是令史，一是佐（見8-565）但是，觀上引簡文中第三行有“廷”，顯然與縣廷有關，也就是說這里的“”指的應是“令史”，而“夫”也可能是“令史夫”的簡稱。所以說，這也應該是與令史值班有關的時間表，但是具體用途，由於缺少上下文，因此不得而知。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測，私質日內容來源主要有兩類，一是來源於官質日，官吏會根據自己的工作需要和排程，將公質日中的內容抄寫在自己的質日之中，以待以後使用，例如前引的行廟質日，官吏會根據自己情況抄寫在私人質日上，以備遺忘。另一類是對日常政務的記載，包括歸休的日期、視事開始的日期和行程及路線等等。目前我們能夠見到的秦漢質日，大多數是私人質日。

質日不僅對官吏工作具有提示作用，而且還對官吏考核起到關鍵作用。岳麓秦簡《三十四年質日》記載的主要是騰、爽和擁有者三人的逮捕並送交的路線、工作記錄等內容。根據前後的記載時間來看，騰、爽應該是這份質日擁有者的下屬人員，不僅記錄了歸休、視事、會逮等事項，而且還有因其管理不善，而使屬下犯罪，被下發“失縱不直論令”的記載。顯然，這是其上級官吏對下級官吏的業績監管，並且對其過失負領導責任。在官吏考核時這份質日必然會起到關鍵的作用。在秦簡中，也有對官吏工作業績考核的內容。睡虎地秦簡《廄苑律》：

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歲，以正月大課之，最，賜田嗇夫壺酉（酒）束脯，為旱〈皂〉者除一更，賜牛長日三旬；殿者，誶田嗇夫，罰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減絜，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課之，最者，賜田典日旬；典，治（笞）卅。[20]

“賜牛長日三旬”即為賜予牛長勞績三十天，後面還有罰勞績的內容。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注云：“古時勞績常以日計算，有功時即‘賜勞’若干日，有過則罰若干日。”也就是說簡文中的勞績就是指人員的在崗時間，有些崗位需要更替輪換，只要達到一定時限就更換其他人擔任，例如上引文中的“為旱<皂>者除一更”，就是免除了其一次的換崗。在新發現的里耶秦簡中，我們也發現了官吏在崗時間到達期限，並有其他人替代的材料。8-71“卅一年二月癸未朔丙戌，遷陵丞昌敢言之：遷   佐日備者，士五（伍）梓潼長欣補，謁令    二月丙戌水十一刻刻下八，守府快行尉曹。”朱紅林先生認為：“‘佐日備者’，當是說為佐的某某在此職位上工作時日已滿，那麼就有可能已經調離此崗位，所以由士伍‘梓潼長 欣’來遞補。”[21]在里耶簡8-460中也有關於官吏在崗時間的記載，“令佐華視事卅七日。”由此看來，我們結合“質日”當中有關“視事”、“歸休”等的記載，也就不難理解秦代是如何賜予勞績的。顯然，秦代官署應該有一個類似于“令史行廟質日”的總表，官吏會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將總表中的事項抄寫下來，並且記錄好自己上崗日期和休息日期。同時，如果賜予相應的勞績時間，官吏也會在自己的“勞績簿”上記錄相應的時間，並且在“質日”中也會有所體現。所以說，“質日”這類文獻不僅可以用於備查，顯然對於官吏的勞績計算、成績考核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蔡萬進先生所說：“它（《元延二年日記》）很可能是官府要求編制和保存的一種檔案性、實錄性文書。”[22]

另外，近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一書，發現《日書》部分的干支表篇似為“質日”。編著者認為：“這是二十五枚記載干支的竹簡，雖多有殘缺但大致分為兩組……值得注意的是，這批簡每枚簡上都僅記六個干支，而每個干支之間距離很遠，且每枚簡上的六個干支都是反數，這種排列是否有什麼特別意義，尚待研究。”[23]劉樂賢先生對這些干支簡放入《日書》表示懷疑，其認為：“該書收入《日書》的簡牘共109枚，但從內容考察，有些並不屬於《日書》。例如，第95至119號的干支表從體例上看應屬於曆日。”[24]筆者認為，劉先生的觀點可從，即這二十五枚簡不屬於《日書》部分，但就其命名而言，不應稱為“曆日”，應做“質日”。從其形制和內容來看，與岳麓秦簡《質日》的形制類似，都是在簡單上記錄干支，之間空隙較大。同時，每兩個干支如編著者所說都是反數記錄，也就是說簡文是橫向閱讀的。由於這二十五枚簡都有不同程度的殘損，屬於何年曆譜已無從可知。不過，編著者也發現其中一枚簡上有“休”字，岳麓秦簡第0564號簡上有“歸休”的記載，也就是說這是一處官吏的休息記錄。同時，在這批簡中還發現有《奴婢廩粟出入簿》、《河堤簡》等內容，與官府事物密切相關，由此看來，這些干支簡應屬一個官吏，是一份官吏的私人質日，由於殘損嚴重已無法知曉其內容。

二岳麓簡《三十四年質日》“騰、爽”考

在岳麓秦簡中，我們發現了三份質日，分別是《二十七年質日》、《三十四年質日》和《三十五年質日》，其中騰在《三十四年質日》中出現了9次，爽僅出現了2次。至於“騰”的身份，陳松長先生指出，“有學者認為南郡守騰與史書上所記載的‘內史騰’是同一個人。這里所記是‘騰居右史’，‘右史’騰是否就是史書上所說的‘內史騰’還有待考證。”另外，在里耶秦簡中發現了司空騰，其是陽陵縣的司空。陳松長先生還指出：“里耶秦簡中的‘司空騰’與這批秦簡中‘居右史’的‘騰’顯然不是同一個人。”[25]那麼，騰的身份到底如何？我們對岳麓秦簡《三十四年質日》進行研讀發現，這份“質日”實際上記錄了三個人的內容，一是騰，二是爽，再就是這份“質日”的擁有者。另外，“質日”中還出現了“監府”、“江陵公歸”等字樣。“監府”整理者注云：“秦設有監郡禦史，此監府或為監郡禦史的辦公處。”[26]在0704號簡上，也出現有“監公亡”。顯然，監府應設置在郡治所在地，擁有者自然供職于江陵，應是南郡屬吏，具體職務還不甚清晰。不過，根據“質日”記載，騰卻是擁有者屬吏或下級。

我們在0637、0515號簡上都發現了有關騰“視事”和“歸休”的記載。但是對這份“質日”中的某些記載，整理者給出的釋文還是幾處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對0619號簡第三欄的“辛丑騰去監府視事”的理解。整理者給出的釋文沒有斷句，不過筆者認為，這一條說的是兩件事，即“質日”擁有者“視事”和騰“去監府”，“去”即為“離開”，也就是說在監府和視事之間斷開。根據三十四年正月質日的記載，辛巳騰就被會逮到了監府。“會逮”，岳麓秦簡整理小組注云：“依據文書接受逮捕”。顯然，騰由於犯了某些過錯，而被逮捕。另外，由於“質日”擁有者的監管不嚴，被連坐為“失縱不直”罪。自三十四年正月之後所記述騰的事項，都是如何將其移交給廷尉史。二是，對於0596號簡第三欄“丙辰騰之益陽具事”的理解。“具事”，整理者沒有解釋，里耶秦簡中5-1中有“具獄”，張春龍、龍京沙先生認為是案件審結記錄的呈報，而馬怡先生卻認為是定案或據以定罪的全部案卷。[27]但是根據簡5-1的上下文來看，“具獄”應是動詞。而“具事”與此相類，應是事情完結的意思，這與0727號簡第二欄“癸卯事已”相同。顯然，0596號簡第三欄記述的也是兩件事，其一是騰被押解到了益陽，其二是指“質日”的擁有者交待、辦理完騰的事情和手續。三是，0515號簡第三欄“騰不行視事”，記述的也是兩件事，即“騰不行”，也就是說騰一直呆在益陽，到了五月的戊辰才交予廷尉史，而“視事”是對“質日”擁有者而言的。由於需要交待事情和接受處罰，到了交待完事情的第二天，“質日”擁有者才正式上班，開始算視事時間，也就是說應在“不行”和“視事”之間斷開。四是，對前後兩份“失縱不直令”的理解，二月甲辰的“失以縱不直論令”是對“質日”擁有者的處罰決定。“論”，定罪。睡虎地秦簡《語書》：“若弗智（知），是即不勝任、不智殹（也）；智（知）而弗敢論，是即不廉殹（也）。此皆大罪殹（也）。”[28]岳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亦有“吏弗論治”一語。

另外，由於“質日”擁有者負有管理責任，根據秦律規定，即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論獄【何謂】‘不直’？可（何）謂‘縱囚’？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不直’。當論而端弗論，及偒其獄，端令不致，論出之，是謂‘縱囚’。”[29]顯然，“不直”指的就是當斷而未斷，或者處罰不當，這些都是需要受到處罰的，《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30]由於其失縱在先，即在當年的三月丙寅便調離原崗位，並被安排去管理傳舍。“爽”是在三十四年的四月辛亥到達傳舍的，即0678號簡第四欄中所載“辛亥爽之舍”。“爽”在這份“質日”中一共出現過2次，其身份與騰相類似，應是“質日”擁有者的屬吏。除了岳麓簡《三十四年質日》、《三十五年質日》與爽有關之外，我們還發現了0552、0418、0687、0625號簡上單獨出現過“爽”的名字。由於0687、0625號簡上記錄有爽所任官職，陳松長先生指出：“這枚簡上單獨記載‘司空史’‘徙為令史’一事，這是否有什麼特殊的意義，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31]不過，將四枚簡排列開來就會發現，這些內容應是“爽”的履歷，或者叫伐閱。在新公佈的里耶秦簡中，我們也發現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官吏伐閱，並與這四枚簡的內容比較如下：

簡0552號中有“初書年”的記載。陳偉先生指出兩點價值：“第一，簡文‘初書年’與《秦始皇本紀》所載在表述上更相一致。第二，爽13歲即已書年，可見當時初書年的命令是針對所有男性，包括未成年人在內。”[33]曹旅寧先生，則從“傅籍”角度考慮，認為在秦王政十六年之前其傅籍標準是以身高，而不是以年齡。[34]通過比較里耶秦簡“釦”的伐閱，我們發現，曹先生的認識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釦”是在秦王政十一年進為史的，並且沒有記載其初書年的年齡，所以“釦”應是在秦王政十三年之前入傅籍的。在釦的伐閱中記述了其年齡為三十六歲，也就是說其在秦王政十三年上報了自己的年齡，他的情況可能與睡虎地秦簡“喜”的情況相類似。另外，對於里耶秦簡中的伐閱，王彥輝先生認為，其簡文中的“□計”疑似為“貲計”，並進一步認為，這類簿書的性質應與汪桂海先生的認識相類，稱之為“累重訾直伐閱簿”。[35]比較“爽”的伐閱，我們會發現，其中0552號簡就應該是，“釦”伐閱中所附的“戶計”的內容。筆者認為，這也可能是“爽”到傳舍交予“質日”擁有者，或者也有可能是其到傳舍前上級機關送達的。不過，通過對“質日”記載的內容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這類文獻的內容多為官吏所從官事，其記載無非包括自己、上級、下級的一些重要事項，或者比較重大的政治事件等等。岳麓秦簡《三十四年質日》的記載內容，也無外於此，因而“騰”為屬吏自然也順利成章。周家臺秦簡《曆譜》中的記載也有這樣的特點。

           乙丑  史旦（系）【二八】（第二欄）

           甲申  史（徹）行【四八】（第三欄）

丁亥  史除，不坐椽曹從公【四九】（第二欄）

“不坐椽曹從公”，周家臺秦簡整理小組注云：“坐，坐罪。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二：‘坐，罪也。謂相緣罪也。’‘椽’，讀作掾，屬吏。下文‘曹’，古代分科辦事的官署機構。《漢書·薛宣傳》：‘坐曹治事。’全句‘不坐椽曹從公’，指不在官署內處理公務。”^[36]至於周家臺秦簡墓主人身份，發掘者認為，“周家臺三〇號秦墓墓主生前的官秩應當是略低於縣令史的低級官吏。可能為佐史一類的南郡官署屬吏”。[37]由此，我們可以推斷上引簡文中所記錄的“史”皆為《曆譜》擁有者的屬吏或下級。

對於“內史騰”與“騰”的關係的理解。“內史騰”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38]從時間上來看，攻韓發生在秦始皇十七年，而“質日”的時間已經到了秦始皇三十四年，就是有關係，時間也相差二十多年，顯然與此無關。同時，“內史”是中央職官，《漢書·百官公卿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39]工藤元男先生指出：“沿襲周內史的秦內史成為中央行政官，起因在於縣制度的施行”，“當時的內史是統括秦全國文書行政的行政官”。戰國中後期，內史進行改組：一方面，其掌控全國的經濟、財政；另一方面，收縮成為專門統治秦本土的官吏。[40]由此看來，秦內史的執掌要寬泛的多，既包括軍事職能，又具有管理國家經濟、財政職能。而岳麓秦簡《三十四年質日》中的“右史”顯然不能與此相比。如將其理解為“右內史”顯然也是不正確的，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載，“景帝二年分治左[右]內史”，在時間上也不合情理。筆者認為，岳麓秦簡中出現的“右史”似為江陵縣屬吏。岳麓秦簡整理小組注也指出：“簡文中的右史，似指的是郡或縣的屬吏，並非史官。”[41] 這在周家臺秦簡中有相類似的情況。

甲午 並左曹。【五八】（第三欄）

周家臺秦簡整理小組注：“‘並’，合併。‘左曹’，指縣下屬的官署機構。”[42]這在里耶秦簡中，我們也發現秦代縣廷就已設曹理事，遷陵縣廷就設有“戶曹”、“倉曹”、“尉曹”、“司空曹”等等。並且其中也出現了“獄東曹”、“獄南曹”，顯然“獄曹”分為了多個曹，與周家臺秦簡情況相似，岳麓簡中的“右史”亦可理解為“右曹史”的簡稱。總之，就騰的身份而言，應是江陵縣屬吏，並是這份“質日”主人的下級或下屬官吏，但被論罪，並在“監府”遭到逮捕，後交與廷尉史。所以，並非是史籍中所記載的“內史騰”。

三周家臺《曆譜》“除吏”考

周家臺秦簡始皇三十四年《曆譜》，擁有者在十二月丙辰的這一天下記“守丞登、史豎，除。到”。“除”，即擢升。顯然，這里指的是守丞登和史豎被提升職務，其後一天“丁巳”後記“守丞登、□史□□ 之□□”。此處指的是守丞登和史某被派往某地，但是由於字跡模糊已無法知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守丞”的理解。“守丞”，秦漢簡牘多見，在里耶秦簡中就有大量記述守丞的內容。目前學界對於“守丞”的認識大致有幾種觀點，一是守為“試守”之意解。張春龍、龍京沙先生認為：“守丞，代理縣丞。守，試守。”[43]二是，守為“代理”解。馬怡先生認為，“守丞，或即代理守丞。‘守’，官制用語，官職試職。”[44]陳治國先生也認為，“‘守’、‘丞’、‘守丞’含義有別，為三種不同的官職。‘丞’是縣丞，‘守丞’是代理縣丞。而所有這些稱謂中的‘守’似乎只能解釋為代理，而無‘試守’之意。”[45]三是，“守”的用法複雜，需要根據語境甄別。王彥輝先生認為，“守”有時在“試守”的義項上使用，有時在還有“臨時代理、暫時署理的意思”。[46]四是，“守”，不為“試守”、“代理”解，似為官署最高長官的泛稱。楊宗兵先生認為，“里耶秦簡縣之‘守’、‘丞’、‘守丞’含義相同，意指‘長官’。”[47]鄒水傑先生認為，“守，應該不是‘試守’或‘代理’之意，而是與‘嗇夫’類似的官稱，同樣表示當時各官署的最高長官。”[48]五是，孫聞博先生認為，“守”產生的時間是在官吏不在官署，“真官”歸署守官即罷。“‘守丞’當不具有後來發展形成的試守性質及試用期，‘守’不宜作‘試守’解”。[49]

實際上，在律令、典籍中記載的秦代“守官”制度，與實際執行情況還是存有差異。筆者認為，從現有秦簡材料來看，“守”指的就是“暫時署理”、“臨時代理”的意思。睡虎地秦簡《置吏律》：“官嗇夫節（即）不存，令君子毋（無）害者若令史守官，毋令官佐、史守。”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譯“守”為“代理”。[50]根據漢律規定，“守丞”與“丞”的職權有所區別，張家山漢簡《具律》：“縣道官守丞毋得斷獄及（讞）。”[51]顯然，這里縣道的“守丞”是沒有司法職權，只是處理日常的官署行政事務。但是，在里耶秦簡中，“守丞”與“丞”的職權一樣，有對司法文書的處理權並且參與司法活動。例如，里耶秦簡8-406中就有：

男子皇楗獄薄（簿）。

廿六年六月癸亥，遷陵拔、守丞敦狐、史治【8-406】[52]

“治”即為“處理”、“辦理”的意思。從簡文中我們可以發現，上交的是一份監獄文書，依據文書下的署名來看，“守丞”與“丞”在職權上已無區別。另外，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里耶秦簡“令史更行廟詔”中也是由遷陵縣嗇夫和守丞敦狐一同署名下發，也就是說，在行政權力的使用上，敦狐顯然與“丞”無異。正如楊宗兵先生所說：“秦時縣一級的長官‘守’、‘丞’或‘守丞’即行‘縣令、長’之實，卻無‘縣令、長’之名。”[53]也就是說稱謂不同，但行使的職權卻相同。不過，筆者認為就其稱謂而言，“丞”與“守丞”還是有區別的。在解釋里耶秦簡中“守”稱謂的問題上，王彥輝先生認為：“同一個人如果是行長官之實，不需要有兩種稱呼；如果是掌管、主管的意思，同樣沒必要今天稱‘守’，明天不稱守，通覽《里耶秦簡》（壹），某一官署的真官名稱時常略寫，直接以‘官署名＋人名’表達，如倉是、倉慈、庫建、庫武、司空色、司空得等，其中的倉、庫、司空即倉嗇夫、庫嗇夫、司空嗇夫的省文。”[54]“職官省稱”的觀點已在李學勤先生的《<奏讞書>與秦漢銘文中的職官省稱》一文中提到過。[55]

由此看來，在里耶秦簡中，“守丞”與“丞”的職權無異，但是稱呼不同，這就產生了矛盾，為什麼會出現如此現象？筆者認為，有兩點原因值得注意。一是隨著秦領土的不斷擴張，國家管理機構也在不斷膨脹，其官吏隊伍也在不斷擴大，但是由於速度過快，官吏的培養已經無法滿足其統治需求。另一方面，為了加強新佔領區的統治，秦國一般會派秦人擔任當地最高職官或屬吏，像睡虎地秦簡的擁有者“喜”就是秦地人，並擔任過縣令史的低級職官。發掘者在描述睡虎地十一號墓的文化特徵時認為：“云夢睡虎地秦墓隨葬物的文化特徵，與關中秦墓、鄭州崗社秦人墓、江陵鳳凰山秦人墓隨葬品的文化特徵基本相同，而與江漢地區戰國早、中期的楚墓、鳳凰山晚期楚後裔墓隨葬器物的文化特徵卻有較大差別。”[56]所以，在里耶秦簡中，就出現了大量官吏缺員的記載。並且為了防止官吏資源的浪費，在官吏的任命上進行了嚴格控制，像里耶秦簡8-157號簡，“正月戊寅朔丁酉，遷陵丞昌郤之啟陵：廿七戶已有一典，今有（又）除成為典，何律令？”[57]同時，對於輕微犯罪的官吏仍然加以利用，例如里耶秦簡中有“遷陵丞昌誤判貲甲”一事：

卅年□月丙申，遷陵丞昌，獄史堪【訊】。昌（辭）曰：上造，居平□，侍廷，為遷陵丞。□當詣貳春鄉，鄉【渠、史獲誤詣它鄉，□失】道百六十七里。即與史義貲渠、獲各三甲，不智（知）劾云貲三甲不應律令。故皆毋它坐。它如官書。

堪手。【8-754+8-1007】[58]

由上可知，遷陵丞昌被獄史堪訊問，其貲渠、獲三甲不符合法律規定，按照秦律所記，昌就已經犯了“不直”罪，但是昌並沒有因此而獲罪，在始皇三十二年的簡文中，仍然有其擔任遷陵縣丞的記載。另外，王彥輝先生也舉引8-1445的例子來說明此問題。顯然，也就不難理解秦簡中“守”官的大量存在了，這些守官有可能是身兼多職，也有可能是專任一職。無論哪種情況，都反映的秦國統一前後國家地方管理機構的變化與重組。由於沒有嚴格的規定，“守”官的使用也是依情況而定，自然不排除出現矛盾之處，即“守官”與“真官”同時或交替性存在，但是對於“守”的理解仍然是“代理”之意。二是，秦處於國家直管縣到郡縣二級體制形成的過渡時期。這種基層長官名稱在同一時期的不統一，正說明戰國至於秦時期郡縣制正處在一個逐漸完善的過渡時期。[59]所以，在官吏的任命上，由於中央與郡的管理重合，為了保證行政效率，在官吏缺員的時候郡會及時任命相應官員遞補，而這些任命是臨時任命，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因此為了區別，在稱呼上也會有所不同，但是職權都是一樣的。另外，對於“守丞”任職期限的理解，孫聞博先生認為，“（守丞）是多在縣丞在職但不在署之時，丞歸即罷”，“至於代行職事的守丞，簡文所呈現的人事安排也並非雜亂無章。其在一段時間內，往往固定為某一個人”。[60]但是，我們反觀周家臺秦簡中的“守丞”記載，會發現“登”在提升時仍稱為“守丞”，顯然“守丞”不具有暫時性，而是一種固定性的稱謂。孫先生的理解恰恰將“守”和“更”混淆起來。同時，由里耶秦簡的記載來看，“敦狐”在始皇二十六年、二十七年都擔任過“守丞”，只是在J1（16）6簡上與丞歐同時出現過。實際上，J1（16）6簡已經在庚戌當天送出，後來“丞歐”的重複發書，更能說明兩者是在交接工作。盡觀目前發表的里耶秦簡，在此簡之後“敦狐”之名再沒有出現過，因此不能肯定的說“守丞”的任職期限就是“丞歸既罷”。

綜上，依據周家臺秦簡《曆譜》中，有關“守丞登”升職的記載，我們發現“丞”與“守丞”是同時存在的兩種不同稱謂，但是所行使的職權沒有太大的差別。這也就出現了一種矛盾的現象，這一現象的出現與秦統一前後的社會背景有很深刻的聯繫。筆者認為，隨著秦領土的不斷擴大，為了加強對新佔領區的統治，秦在官吏的任免上有了一定的隨意性。國家對於“守官”的規定與實際的應用情況產生了一定的差距。至於漢初，國家對官吏稱謂、任免等混亂情況進行規範，並且限制了“守丞”的職權。在稱謂方面，“守”、“嗇夫”等稱謂逐漸整合成“令、長”，而對於“守”官的規定也就更加規範化。所以，在理解秦簡中的“守”、“守丞”時，不應與後代材料混為一談。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3年6月1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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