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方尊、令方彝所谓“金小牛”再考

（首发）

 

蒋玉斌

南开大学文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摘要】西周早期令方尊、令方彝铭文中的赏赐品，今世学者多读作“鬯、金、小牛”。从字形、书写习惯、行款等多个角度考察，这种释读都存在问题，应予改释。实际上，对这几字的释读，较早研究该器铭的学者态度审慎，并有别种释读，十分值得关注。其中柯昌泗等释为“鬯、稌、牛”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释读。鉴于当今学界不从此说，实有重论的必要。

【关键词】令方尊；令方彝；金文；金小牛；稌牛

 

西周早期的作册夨令方尊、方彝，相传1929年出土于洛阳东北郊的马坡。令方尊以及方彝的器、盖上铸有内容相同的三篇铭文（《殷周金文集成》11·6016，16· 9901-　2、1）。文中记载了明公赏赐亢师、令两人的情况，这段话一般读作：

 

明公赐亢师鬯、金、小牛，曰：“用。”赐令鬯、金、小牛，曰：“用。”

 

“鬯、金、小牛”或“鬯金小牛”的读法，普遍见于当前常用的金文全集或选集的释文[1]、大型金文数据库的释文[2] 、金文字编字典词典[3]、古铭刻图录书的金文部分的释文[4] 、金文或青铜器通论书[5]等；学者考释或研究论著引述时也多采用这种读法。可见这种读法已为当代学界普遍接受。

按照这种释读，明公所赐为 “鬯、金、小牛”三品。金文中赐鬯、赐金十分常见，赐牛亦不罕见。叔簋（《集成》4132）铭文有“赏叔郁鬯、白金、牛”，赏赐品类跟所谓“鬯、金、小牛”完全对应。单从文例、内容上看，似乎没有什么疑问。然而，谛审铭文拓本，却能发现这种释读存在多处疑点；实际上很不可信。

这组器物甫一面世，就有学者做出考释，其研究史已有八十余年。追溯学者的研究，尤其是前二十年的研究，也可以发现学者对所谓“金小牛”的解释提出了多种方案，意见歧出，并没有呈现像今天这样一边倒的释法。

本文打算从铭文本身的特点出发，重新对所谓“金小牛”进行考察，以期做出合理的抉择。前人论述繁多，仅摘录其要点附于文后，以显学者的探索过程。

本文要讨论的几个字拓本如下（盖铭第二条“鬯”与“金小牛”原分在两列，为便比较合置于一列中）：

 

一　所谓“金小牛”释读的问题

 

（一）从铭文书写习惯看所谓“金”字异写

令方尊、方彝的三篇铭文中，所谓“金”字共出现6次，“”形4见，“”形2见。两种写法的主要区别，是中间作“∨”还是“—”形。[6]对这两种异写，首先要有准确的认识。

如果通篇考察这三篇铭文的风格，可以发现它们各有统一的书写习惯，例如：

 

 

此外，“大”形以及“册，用、周、同，隹，者，史”等字，在字形特征上也都是A、B与C不同。凡此均说明令方尊、令方彝器铭（A、B）是一种风格，而令方彝盖铭（C）则是另外一种风格。

在这种背景下看所谓“金” 字的两种异写，可以发现，它们的中间作“∨”或“—”形也是取决于不同的书写习惯。其写法可与 “舍、至”一同来看：

 

这几字中间的笔画作“∨”若“—”形，在各铭内部乃是统一的书写习惯，而且仍然是A、B习惯一致，C 则不同。

根据以上分析，似可得到以下两项结论：

第一，三篇铭文在字体特征上有成系统的对立，反映了铭文A、B与C中各自遵守着较稳定的书写习惯，分别是不同的字迹系统。篇幅较长的青铜器铭文，铸作前应是先有毛笔书写的底本，其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书手的笔书。从这一角度看，方尊铭、方彝器铭当源于同一位书手的作品；而方彝盖铭则应源于另一位书手的作品。[7]

第二，“舍、至”的写法于A、B中是常体或正体，于C中为变体。同理，所谓“金”字也应该以A、 B中的为常体，C中的则为变体。也就是说，“ ”是“”形的变体。讨论这个形体时，应该从“”这种常体出发。

（二）所谓“金”字释读辨误

关于令方尊、方彝的时代，学界有成王、康王、昭王之世的不同观点。综合器形、纹饰、铭文内容等因素，当代学者一般将它们断在昭王时期[8]（西周早期晚段）。铭中 所谓“金”字的两种写法，尤其是常体“ ”形，与这一时期常见的“金”字实有不同。

第一，西周早期金文的字体，笔画比较浑厚，有一些字点画上作粗肥笔，较典型的如“王”下一横等。[9]该期“金”字最下一横亦作粗肥笔，或者是中竖与底横交接处作粗肥笔：

　利簋　　麦方鼎　　过伯簋　 　禽鼎　 　麦盉　 　作册析方彝

令方尊、方彝铭文通篇横不成排但竖成列，字画浑厚，不少字的点画仍作粗肥笔，如、、等。凡此皆是西周早期金文的特点。而铭中所谓“金”字作“、”形，下端笔画匀直，与同时期的“金”字写法殊为不类；同时，跟通篇文字风格也不适应。

第二，“金”字的构形理据，现在还不是完全清楚，但其所从的两点为金饼（铜料块）之象形，则是学者所认同的。从字形的发展演变来看，西周早期绝大多数的“金”字，两点都写成比较粗肥的实点，并且都写在一侧（主要是左侧）；西周中期延续了这种写法，同时两点之线条化加强，作“”，但仍以作早期形体为主；直到晚期，才较多出现在对称的另一侧也加作为饰笔点画（一点或两点）的写法 或[10]。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古文字中“金”之两点分布在竖画两侧的写法，自始至终都十分罕见。

令方尊、方彝铭文所谓“金 ”凡6见，两点分布在竖画两侧，并已线条化，与“金”字形体演变轨迹不合。

第三，根据前面的讨论，所谓“金”字常体作“”，“”是变体。金文“金”字中间笔画作“—”，虽偶有作“ ∨”者（如禽鼎），亦属罕见。而 “”却在令方尊、方彝铭文中屡屡出现，这跟“金”字的正常写法也不相适应。

以上三点都显示，所谓“金”字的考释，在很多方面都十分可疑。

诚然，任何书写行为都会体现出书写者的个人特点，甚至可能会有写错字的现象。但在这里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铜器铸铭本是庄重的事情，而且这三篇铭文通篇端正严谨，写错字的可能是极小的；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跟正常“金”字写法有别的所谓“金”字，不是一处而是多处，不是少见而是多见，而且很有可能不仅一位书手这么写，而是两位书手都这么写。因此，所谓“金”字也很难说是“金”的错字。

综上，根据字形及字形系统的客观情况，我们只能承认，“/”根本就不是“金”字。

（三）所谓“金、小”当合为一字

按旧释“金、小牛”，“金 ”是一种赏赐物，“小牛”是一种赏赐物。《金文编》还把这里的“小牛”收为合文（卷二0103号“小”下）。但从拓本看，“”紧贴在“”的下面，而没有跟“牛”写在一起，甚至都不是居于 “”和“牛”的中间，实际上很难说是什么“小牛”合文。即便只把“小”看作“牛”的修饰语，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小”贴近与它无关的“”，而偏离它所修饰的“牛”；并且这种情况是在两位书手笔下多次出现的。

如果考虑上文提到的疑点，放弃了将“”比附为“金”的看法，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这样一种可能：所谓“金、小”本来就应该看作一个字，即“”_A、B或“”_C。其实，从整篇铭文中的文字间距来看，把它们看作一字也是非常合适的。

 

二　再论所谓“金小牛”当释“稌牛”

 

令方尊、方彝铭文的研究，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翻查学者研究论著尤其是前二十年的研究，学者对于所谓“金小牛”的考释可谓意见纷纭（参看文末附录）。上文的某些质疑，学者已经有所涉及。在这些观点中，我们是赞同释“稌、牛”之说的。但是前人只是提出此种释法，并不十分确定，而且也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证，如最早（1929年）提出该种释法的柯昌泗专门说明释“稌”是“姑释之以俟正”；吴闿生也是直接释出，未及详细考证；马叙伦则引为或说，言“是其说亦可从也”，也不过是认为可备一说。此说还被白川静批判为“实不合字形之说”。总之，该说缺乏周详的论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学者多不信从。故而重新申论如下：

（一）释“”

所谓“金小”当合为一字，实际上是早期研究该组器铭的学者较多见的看法（罗振玉1929、柯昌泗1929、吴闿生1932、于省吾1933、唐兰早期、马叙伦1934、罗福颐1939），后来有少数学者仍持这种观点（谭戒甫1956、白川静1964、唐兰1986、李学勤1989）。他们对 “”的具体释法又有所不同，但多数是认为该字从“金”，或直接隶定作“”（唐兰先生早期和晚年则释为“销” 、“釥”字）；或认为“金”旁数点为金粒形、光彩形，而将整个字释为“金”之异体。他们把“”看作一字是对的，但 如前所论，这个字根本就不从“金”，应当另寻他释。

柯、吴、马三位学者认为该字从“余”，我们认为是可取的。

西周早期金文“余”字作 （令鼎）与（何尊）者互见。^[11]该组器铭中“”也作“”，所从正与“余”字两种变体相应；并且 “”为常体，也与“余”之常体相应。因此该字当是从“余”。至于“”字下方，当是从“米”，只不过“米”上方的中点与“余”的中竖共享一画，并且这一画与“米”的中横相接。令方尊（A）中有作“”的一例，“余”之中竖与“米”之中横不相接，从“余”从“米”更为明显。

“”可隶定为“”或“”。从“禾”表示谷物的字也常改从“米”表示谷实，如典籍、《说文》中的“稻”，金文作，又作、^[12] ，盛食器铭多云“用盛稻粱”，“稻”指的是稻米，从“米”者则是稻米的专字。以此例之，令方尊、方彝铭中的“”当即见于经籍、《说文》的“稌”字。

“稌”，经籍训为稻。 《尔雅·释草》：“稌，稻。”《说文· 七上·禾部》亦以“稌”、“稻”互训。《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毛传：“稌，稻也。”《周礼·天官·食医》：“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郑玄注引郑众云：“稌，稉也。”（稉，稻之不黏者。）

总之，“/”当释“”，是表示稌米（稻米）的专字。柯昌泗等释“稌”之说应该是正确的。

（二）说“鬯、稌、牛”

按照上面的改释，令方尊、方彝铭文所记赏赐品为“鬯、稌、牛”三物，即鬯酒、稌米和牛。如果从赏赐品的对应上看，改释显然没有一般所释的“鬯、金、小牛”跟叔簋铭文中赏赐品“鬰鬯、白金、牛”的对照显得完美。恐怕这也是“鬯、金、小牛”的读法流行而很少有人怀疑的原因之一。但铭文本身是最客观的事实，我们必须从这个事实出发，而不能机械地屈形就意。不仅如此，赏赐“鬯、稌、牛”也可作进一步的解释。

青铜器铭文中赐鬯酒习见，例不赘举。赏赐祭祀用牛的，除有上举叔簋，还见于 簋（《集成》4194，摹刻本）铭文：“王蔑，赐牛三。既拜稽首，升于厥文祖考。”赏赐稌米，目前只见于令方尊、方彝，然金文亦有赏赐谷米者，如般觥（《集成》9299，摹刻本）铭文有：“王令般贶米于铸[13]丂₌（，）用宾父己。”可相参看。

鬯、稌、牛三物皆可作为祭品，故下文说明其用途——“用”，即用于“”这种祭仪。祭品用“稌”与鬯、牛，远比用“ 金”要合理得多。鬯、稌、牛三物不仅仅是一般的赏赐品，同时也是将要用于祭祀的祭品。仅凭这一点，就不应将其与叔簋铭文“鬰鬯、白金、苑牛 ”（铭文仅显示为赏赐品）作简单的模拟。

关于“稌、牛”并用，马叙伦所述或说已经引《周礼·天官·食医》作为左证。《食医》说膳食搭配上 “牛宜稌”[14]。祭祀时使用同样的搭配，盖所谓事死如生，可能是时人饮食风尚在祭祀中的映射。

《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多处记有对神灵的祭祀方式，所用祭品中的“糈”（精米），有不少就是用“稌”的。其中《中次五经》说祭祀首山神，“其祠用稌、黑牺、太牢之具、蘖酿”，即是用稌米、牛、醴酒等祭品。[15]其品类与令方尊、方彝铭中用于祭的“鬯、稌、牛”正相对应。

《周礼》和《山海经》的成书时代要比令方尊、方彝的铸造时间晚得多。但是一种文化现象在被记载之前，往往会有较长的形成发展过程。古书相关内容与令方尊、方彝器铭“鬯、稌、牛”存有联系，大概也不是偶然的。

 

2004年10月初稿，2009年5月重写　　

 

附录　学者对所谓“金小牛”释读的回顾

所谓“金小牛”不过是令方尊、方彝铭文中一个很小的问题，但追溯其八十年的研究历史，实可为今天的金文研究带来不少启示。

（一）前二十年（1929-1949）研究者的审慎态度与不同观点

相传令方尊、方彝是1929年河南洛阳东北郊的马坡出土的。较早研究令方尊、方彝的学者对所谓“鬯金小牛”数字的释读提出了多种意见[16]，可以归纳为两大派若干种说法：

1.　一派认为 “金小”为一字，隶作“”。

至于具体的考释，则又有不同的说法：

（1）认为从“金”，直接隶定作 “”，或疑为“金”字。

【罗振玉1929】罗振玉被称作最早研究夨彝的学者（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语）。罗氏1929年10月发表 《夨彝考释》[17]，释为“鬯牛”，并出注云“疑金”。相同内容也见罗氏同年刊行的《辽居稿·夨彝考释跋》[18]。（另，《贞松》4·49-51方彝释文：“鬯牛”；《贞松》7·19方尊释文：“鬯”，后一字误连“牛”字，盖为手民之误。）

【于省吾1933】于省吾先生《双剑誃吉金文选》[19]选录该铭，释文作“鬯牛”（二六页），但也加附注说“或释金小二字”。

【徐乃昌1936】《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20]录文作“鬯”，很有可能是受《贞松》误导。

【罗福颐1939】《三代吉金文存释文》[21]录文作“鬯牛”。

（2）释“销”。

【唐兰1929、1930】唐兰早年撰有《书罗叔蕴先生所著“夨彝考释”后》、《跋夨彝考释质疑》、《夨彝之又一考释》[22]，三文刊诸报章，今已不易查寻。但从吴其昌《夨彝考醳》述引其说来看，唐氏此时从罗振玉释 “”，并进而读该字为“销”。

（3）释“稌”。

【柯昌泗1929】该年9月，柯昌泗发表《周公子明两器释文》[23]，释为“鬯稌牛”，按其凡例曰 “加□者他彝器款识所无之字，姑释之以俟正”。

【吴闿生1932 】《吉金文录》[24]卷二录该器铭文，径释作“鬯稌牛”。

【马叙伦1934 】马氏在《令夨彝》[25]中的论述，是阐说释“稌”最为详尽的：

字诸家并释为“小牛”。然诸金器二字合文者，如“小子”作。“小臣” 作，皆以“小 ”字连属被形容之名词。此独作，“小”字不与“牛”字连属，故或据《礼·内则》“牛宜稌”，释为“稌”，从“米”从“”。诸金器文，“米”作“”，“余” 省为“”者，固多其证。是其说亦可从也。

2.　另一派认为“金小”不当误合，就应该读作“鬯、金、小牛”。

　　【郭沫若1930、1931、1936 】郭氏在1930年的《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中释为“鬯金小牛”，并说所赐之“金 ”“证明当时已有金属货币之使用”。[26]1931 年《令彝令簋与其它诸器物之综合研究》，释文同“鬯金小牛”，又说：“‘金小’二字原文颇接近，罗认为一字，疑即是金，亦非是。”[27]1936 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28]同。

【吴其昌1931】《夨彝考醳》[29]释为 “鬯金小牛”。吴氏并批评罗振玉、唐兰的释读，说：“罗氏误合‘金’‘小’二字，作一 ‘’字，唐氏从之皆非，今正。”又说：“此铭之‘鬯金小牛’四字，‘金小’两字，相距甚密，罗遂误合为一字。云：‘，未详，疑金’，非也。（《唐释》疑销，尤谬。）”又解释“金”说“铜也”。

【唐兰1934】唐兰早期赞同罗振玉“”的隶释，并把这个字释为“销”。该说受到吴其昌的批判，见上引。1934年唐氏发表《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30]，已经改释作“鬯，金，小牛”。

【容庚1936、1941】《善斋彝器图录考释》[31]：“鬯，金，小牛”。并云：“锡金之文见于彝器者，如《彔簋》‘锡赤金’，《卿簋》‘臣卿锡金’，《禽簋》‘王锡金百寽’，《鼎》‘邢叔锡赤金’是也。”1941年出版《商周彝器通考》[32]，释 “鬯金小牛”。

【陈梦家1936 】《令彝新释》[33]释“鬯，金，小牛”。同年发表之《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34]释同。

【杨树达1948】《积微居金文说》[35]之《夨令彝再跋》释“金小牛”，该条作于1948年。

【孙海波1939】孙氏编《河南吉金图志剩稿考释》[36]录文作“鬯金小牛”。[37]

 

（二）1950年代以后的学者观点

1.　这一时代的金文研究论著，观点比较统一，大多数都认同了“鬯、金、小牛”的释读，如

【陈梦家1955 】《西周铜器断代（二）》[38]释文“鬯、金、小牛”，解释说：“铭记明公赏令以鬯、金、牛三事，用金铸器用牛为牲以祭其父丁”。

唐兰、郭沫若、杨树达沿前说，释 “鬯、金、小牛”；文首引列多种工具书、释文等都释作“金、小牛”。

2.　认为“金小”为一字的学者不多，但意见也比较统一，多以为此形为“金”之异体。

【谭戒甫1956】《周初夨器铭文综合研究》[39]释为 “鬯、金、牛”。对其所释“金”字，谭氏说：

金，原作，其五注皆象金粒形，字较繁缛，也有简省作一二注的，本是“金文”常例；但各家都连下牛字读作“小牛”，似误。实则就字姿说，小字多作合文，当两相紧靠，不应远隔如此。

【白川静1964 、1971】《金文通释》[40]：

金字在金之下附有三小垂之形，故唐、郭、陈诸家并以为与下文之牛相连，读作金、小牛，但金之下部不能视为独立之一字，亦非为小牛相连之形。金字之古文，正如麦鼎等中亦可见其下部似王字，似将其质料铸成钺形，三小垂者，象其光彩者也。马氏释金字为稌，据礼记内则之“牛宜稌”，以为乃与牛一并赐与之物，然实不合字形之说也。

又《金文的世界》[41]：“鬯、金、牛”。

【李学勤1989 】《令方尊、方彝新释》[42]释“鬯、金、牛”，说“鬯、金、牛三物合赐，在金文中还有例证，在此不必详述。”（原注：陈梦家断代（三）。）

3.　认为“金小”为一字并予改释的，大概只有唐兰先生。

【唐兰1980、 1986】唐氏发表于1980年的《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43]，在述及作册令尊、作册令方彝时，释文仍作“鬯、金、小牛”。

1986年出版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44]专门出一条注，说：

即釥字，音悄。《方言》卷二：“釥，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间曰釥，或谓之嫽。”《玉篇》：“美金也。”或释“鬯金小牛”误。

并把“鬯釥牛”意译为“鬯酒、铜砂和牛”。可见唐先生心中仍然坚持自己早年的看法 。

总之，如果从时代上看，最早的研究者比较审慎，但也是歧见纷出；后来“鬯、金、小牛”说逐渐占了上风，但仍有学者坚持不同的释读（主要是“鬯、金、牛”的读法）；当今的金文释文，如文首所述，则基本上是“鬯、金、小牛”一统天下。

我们以前在研读《两周金文辞大系》时，曾对所谓“金小牛”有过关注，认为应改释为“稌、牛”；后翻阅前人对这几个字的隶释，发现前人研究歧见纷出，而柯昌泗等学者已有释“稌”之说。因此，改释不过是对前人成说的重申。由于释 “稌”说并未得到普遍认同，学界基本上仍从“金、小牛”之读，仍将我们的考察情况重新写如上文，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