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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长云:昭君镜考释
在 2022/9/12 13:29:15 发布

昭君镜考释

 

熊长云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故宫博物院

 

摘 要:昭君故事是文学史上长盛不衰的重要题材,由此演绎出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然而史实与文学的混淆,往往带来古史层累。年代相去不远的文物,则成为考订故事要素形成年代的重要证据。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近来公布的东汉昭君镜,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载王昭君的文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昭君镜的出现,证明昭君和亲史事在东汉已为人所熟知,也成为探讨昭君故事发展演变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 王昭君  和亲  伍子胥镜  俗文学  汉代铜镜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万物毕照》铜镜展[1],首次公布了一件东汉铜镜,罕见记录了昭君故事。据其主题,可定名作“昭君镜”。昭君镜自公布以来,便备受学界瞩目[2]。众所周知,昭君出塞见于《汉书》等,是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相关文学作品、学术研究皆可谓汗牛充栋[3]。然而,对于昭君故事在早期如何流传与演变,学者虽有推测,却一直缺乏明确的线索。昭君镜的发现,证明昭君故事不晚于东汉便已开始流传。镜铭所见七言诗,不仅是目前所知最早以昭君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反映了汉代俗文学的兴盛;又因其明确年代及丰富内容,成为梳理昭君故事在汉唐间形成与演变的关键证据,为古代文学史研究增添了重要史料。

承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杜鹏飞馆长与展览策展人谈晟广先生襄助,我得以反复观察原物,此后获观高宁先生制作的镜铭拓本,为释读提供了很大便利。今不揣谫陋,就昭君镜的分域、断代、释文及文体性质等问题分述管见,并结合传世文献,试阐发此镜对于昭君故事研究的重要意义,敬希方家指正。

 

一、分域与断代

1.分域

昭君镜直径21.5厘米、缘厚1.2厘米,重1434克。镜背中心为扁球形钮,钮座为十三枚乳钉环绕,间以铭文十二字,为制作者名称及吉语。内区中部有四枚乳钉,将图像分割为四组扇形区域,每一区域均布置人物车马画像,并具榜题。外区有长铭,形式为七言诗,共七十字,详记昭君故事。外围饰纹一周,镜缘饰锯齿纹、云气纹各一周。

昭君镜是典型的画像镜,就所属细类而言,属历史故事类画像镜[4]就目前所发现的汉代铜镜而言,部分铜镜形制在广阔地域范围内均有流行,但部分铜镜形制仅集中在个别地域出土,呈现地域流行特点,而画像镜即属后者。学界普遍认为,画像镜在北方极少发现,当属南方制品。如徐苹芳先生指出:“调查发掘工作证明,吴地最流行的是神兽镜和画像镜”,这类铜镜“始终是南方的产品,为北方所不铸”[5]。其观点可称代表。





图一 昭君镜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供图

 



     

图二 昭君镜拓本 高宁先生拓,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供图

从昭君镜的诸多特征来看,此镜可归入吴镜体系。与昭君镜形制、主题最为接近的铜镜,当属伍子胥镜和近来新发现的贞夫镜,其产地应较为接近。学界颇为关注这类画像镜的产地,但观点曾几经变化。此前因绍兴出土画像镜极多,如梅原末治《绍兴古镜聚英》序言中便提到绍兴出土画像镜总数达三百面以上[6],故学者多认为这类铜镜为会稽镜。孔祥星先生等认为“画像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稽镜,是会稽镜内涵的集中表现。而四乳四分法构图的画像镜才是会稽画像镜的典型代表、主流风格”。其中即举历史故事类画像镜为例[7]。昭君镜正属四乳四分法构图的历史故事类画像镜。

图三  昭君镜与类似形制画像镜

 

然而,这类画像镜实际并非绍兴所独有。特别是很多铜镜铭文中,明确提到铸地为吴县。王仲殊先生据此指出,吴郡的吴县始终是长江中下游的铸镜中心之一,而“过去把绍兴出土的许多铜镜都当作是绍兴本地的产品,这是应当纠正的”[8]

今所见记录铸造地点及工匠名的画像镜,可列举如下:

1)“吴向里柏氏作”伍子胥画像镜(上海博物馆藏)[9](见图三c);

2)“吴向里柏氏作”伍子胥画像镜(传浙江绍兴出土,曾为山口谦四郎所藏[10]);

3)“吴胡伤(阳)里周仲作”车马神仙画像镜(《岩窟藏镜》[11]);

4)“吴胡伤(阳)里周仲作”神人车马画像镜(《善斋吉金录·镜录》[12]);

5)“吴向阳周是作”神人车马画像镜(绍兴上灶公社虎山脚下出土[13])(见图三d)。

上述铜镜铭文中提到的“吴”,因与里名相接,当是吴县,即今江苏苏州。王仲殊先生认为,铜镜铭文中的柏氏、周是,为铸镜作坊之名,铭文“吴向阳”可能是“吴向阳里”,“向里”或是“吴向阳里”之省。由此,柏氏、周是铸镜作坊当在吴县的胡伤(阳)里、向阳里、向里等。这类铜镜,显然均是吴县铸镜。顺带一提的是,吴县在两汉时期属郡不同。西汉中期至东汉顺帝期间,吴县属会稽,顺帝分置吴郡后,吴县为吴郡郡治[14]。故学者或以会稽镜笼统称之,似不能准确反映吴县的属郡问题,故而仍以称吴镜为宜。

将昭君镜归入吴镜系统,实际还有不少证据。除伍子胥镜的铭文明确提及为吴县制作之外,近来在浙江余杭蜡烛庵东汉墓出土的贞夫镜(图三b),同属历史故事类画像镜,学者判断也是吴县铸镜。贞夫镜的画像榜题为“贞夫”及“宋王”等,王牧女士引用裘锡圭先生对汉简所见韩朋故事残篇的考证[15],指出此镜主题即为战国时期宋国韩朋与贞夫的爱情故事[1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昭君镜的主题、风格,以及外缘装饰图案等,与贞夫镜甚为相似,且与其他地域所出画像镜有着较大差异。王牧女士指出,贞夫镜自铭为“周是(氏)作”,其铭文字体几乎与“吴向阳周是”神人车马画像镜一致,加之出土地余杭,本属吴郡,则贞夫镜当是吴县镜师周氏制品。同时,王牧女士还介绍了浙江止水斋收藏的贞夫镜,其铭文又较考古发掘品多“柏氏作镜”一句,可与前述上海博物馆藏“吴向里柏氏作”伍子胥镜印证,作镜者同样为吴县柏氏[17]。这样看来,周氏、柏氏可能都曾制作过贞夫镜。这类历史故事类画像镜,多具巧思,其地域主要集中在吴县。

昭君镜钮座铭文有“仲作宜侯王”等内容,可知作镜者单名一“仲”字。这一情况,与通常镜师自记“某氏”不同,则“仲”当是镜师之名,而非姓氏。可以想到,吴镜中常见题为“周仲作”或“周是(氏)作”的画像镜。实际上,贞夫镜即署名为“周是(氏)作”,王牧女士便认为可能是吴县镜师周仲所作。王纲怀先生曾列举过考古与传世所见周仲、周氏铭画像镜,其中特别举出考古所见贞夫镜与“周仲作”画像镜,其风格、字体乃至镜缘装饰等细节所存在的相似性[18]。昭君镜的主题、形式特别是镜缘装饰,与上述周氏、周仲作镜的特征十分相似。秦汉时代,工匠题署往往存在署单名或全名等不同形式。以往所见周仲作镜铭文,即有署“吴胡阳里周仲作”及单署“周仲作”的繁简不同形式。“仲作”之单名题署,是否同样指向吴县镜师周仲,存此备考。

2.断代

昭君镜所属画像镜,历来被认为是主要流行于东汉的铜镜品种。此外,昭君镜本身亦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昭君镜的大型半圆鼻钮,在东汉铜镜中颇为常见[19]。昭君镜铭文尽脱篆意,隶书笔意纯熟,也与东汉画像镜铭及同时代金石铭刻的风格相近。以上情况,都是昭君镜为东汉镜的重要证据。

画像镜的年代,以往多认为是东汉中晚期[20]。然而,近来出土材料反映这类铜镜年代应当偏早。如近年新公布的纪年铭文画像镜,成为这类画像镜年代的绝对证据。所见铜镜,包括日本藏吴师作画像镜,纪年为建初八年(83[21],以及浙江止水斋藏东王公西王母画像镜,纪年为永元三年(91[22],前者为章帝年号,后者为和帝年号,分别处于东汉早期、以及东汉早中期的更迭时期。

此外,前文已提出贞夫镜与昭君镜的相似性。王牧女士曾专门讨论这类历史故事画像镜的年代,同时指出:贞夫镜出土于余杭的东汉砖椁墓,而浙江地区的砖椁墓,主要集中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随后被券顶砖室墓取代,由此证明贞夫镜当是东汉早期产品。王牧女士还考察了浙江其他考古发现的车马画像镜等,也有着类似的出土环境,从而判断这类历史故事类与车马人物类画像镜的年代,应均是东汉早期作品[23]

就目前情况看,将昭君镜的年代大致推定在东汉早期,应是较为稳妥的。

 

二、镜铭考释

昭君镜的铭文,共有三处,分别为作镜者及吉语、七言长诗和四区画像人物榜题,其中以昭君镜诗最为重要。昭君出塞史事为众所熟知,故通读镜铭并没有太大难度。不过,此镜的部分用字为俗字,且有讹混,影响到对文意的确切理解。下就七言诗的起始与结构、部分字词释读,以及昭君镜其它部分铭文的释读问题,分别加以说明。

1.昭君镜诗的起始与结构

七言诗位于铜镜外区,共十句,计七十字,其内容详记昭君故事。在此首先讨论其起始。

此前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展览此镜时,将首句定在“孟春正月更元年”。细审原镜,可注意到“汉召单于匈奴臣”的“汉”字上方两侧栏线上有两点,即为汉代铜镜铭文常见的文句起始符号[24],故应将“汉召”句视为全诗之首。

由此,可将昭君镜诗重新排序如下:

汉召单于匈奴臣,

名王归义四夷民,

兵革不用中国安。

孟春正月更元年,

胡王陛见赐贵人。

后宫列女王(昭)君,

隐匿不见坐家贫,

待诏未见有天抻(伸)。

(䟔)受诏应最先,

倍去中国事胡人。

据此排序,不难注意到昭君镜诗的内容呈现整齐的对称结构。镜铭以五句为一组,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五句讲述昭君出塞的宏观历史背景,后五句讲述昭君故事的具体情节。其中体现了作者对篇章的安排。

就前五句所记历史背景而言,镜铭与《汉书·元帝纪》与《匈奴传下》所记呼韩邪单于来朝、春正月改元、赐昭君等事相合,且所述次序大体一致。《汉书·元帝纪》记云: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25] 

又《汉书·匈奴传下》记云: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壻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26]

值得注意的是,镜铭用语与《汉书》亦多有相似处。上引《汉书·元帝纪》所录元帝诏“边垂长无兵革之事”,与镜铭“兵革不用中国安”如出一辙。又《汉书·元帝纪》记,郎中侯应就呼韩邪上书之事言曰:“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亦与镜铭“匈奴臣”“四夷民”[27]等语相近。至于镜铭所用“名王归义”事,不见于《汉书》所记昭君和亲事。然《汉书·宣帝纪》:“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颜师古注:“名王者,谓有大名,以别诸小王也。”[28]可知有单于遣名王朝贺、和亲之俗。据此,则镜铭所言“名王归义”当指呼韩邪遣名王为使者之事,其礼近于《汉书·宣帝纪》所记。

就以上情况而言,昭君镜所记与《汉书》大体相同,说明后世据传世文献所了解的昭君故事的历史背景,与东汉时人的所述及理解是基本一致的。

2.昭君镜诗所涉疑难字词考释

昭君镜最为重要的内容,为后五句,此言昭君故事情节,虽较为朴质,但与《西京杂记》《琴操》《世说新语》与《后汉书》所记昭君故事的性质相似。不过,镜铭后五句中,有部分用字存在字形错讹、通假问题,影响文意理解,在此略作讨论。

“后宫列女王君”句,“”字左从日,右从糸(见图四 左)。此字初疑为“照”字讹写,文献中也常见“照”“昭”通假之例,但此字“糸”上部闭口,当非“召”字,故不宜释为“照”。后检高亨先生《古字通假会典》,我怀疑此字可能是各取“昭”、绍”二字偏旁所形成的糅合字。昭、绍都从召字得声,昭为章母宵部字,绍、召均为禅母宵部字,古音相近。同时,古书中“昭”“绍”也有相通之例,如《书·武成》:“昭我周王天休。”《孟子·滕文公下》引《书》曰:“绍我周王见休。”《书·文侯之命》:“用会绍乃辟。”《魏三体石经》绍作昭。《孟子·滕文公下》:“绍我周王见休。”《书·伪武成》绍作昭。[29]”应就是“昭”“绍”二字的糅合,为“昭”字讹写。

 

    

图四 昭君镜所见“”“抻”“”字

 

待诏未见有天抻句,此前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时,将末字释为“神”,但细审镜铭,此字左侧偏旁实作“手”形,末笔往左撇,且中竖向上贯穿三横,与常见“示”旁不同,则左侧可能仍是“手”(见图四 中)。若此,此字或为“抻”字。《集韵·真韵》:“伸,申也。或作抻。”[30]伸、申、抻三字可通。“有天抻”,或谓有天意为伸。“伸”的本义为伸展、伸直,与“屈”相对。《说文通训定声·坤部》:“伸,不屈也。”[31]《广雅》:“伸,展也。”[32]此处之“伸,或谓伸展材用,不屈隐其能。《汉书·循吏传·朱邑传》:“韩信虽奇,赖萧公而后信。”师古曰:“一说信读曰伸,得伸其材用也。”[33]三国杜挚诗云:“骐骥马不试,婆娑槽枥间。壮士志未伸,坎轲多辛酸。”[34]从大意理解,此句当指昭君起初不被诏幸,实屈其才,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终有出头之时。

“长受诏应最先”句中,第二字镜从足从伯,隶定为。此字初疑为“趋”,即小步急行。汉制,入宫趋行以示恭敬[35],但于字形有隔。后检张涌泉先生《汉语俗字丛考》,发现此字很可能即是“䞟”与“𧼟”字的异体。“䞟”,见于《文选》所录郭璞《江赋》,李善注:“䞟,犹越也。”刘良注:“䞟,过也。”此字又作“𧻙”,见于《集韵》:“𧻙,越也。” [36]有趣的是,《琴操》所记昭君故事,恰有昭君“越席而前(起)”率先应诏的情节[37],正与镜铭“长受诏应最先”相合。从俗字角度看,此字可能即是“䟔”字的异体,通“赴”。上古音中,伯为帮母铎部字,卜为帮母屋部字,二者旁转可通。“䟔”见《说文》:“䟔,趣越皃(貌)。从足、卜声。”段玉裁注:“趣,疾也。小徐作趋。䟔与赴,音义略同。”[38]《玉篇·足部》:‘䟔,趋赴。亦作赴。’”将镜铭读为“长䟔(赴)受诏”,亦文通意顺。由此一来,也很好解释了中古“䞟”“𧼟”等字含义的渊源。

3.其它部分铭文的释读

昭君镜钮座为十三枚乳钉环绕,间以铭文十二字,为制作者名称及吉语:

仲作宜侯王,复此竟者天富昌

前文已考,昭君镜作镜者单名一“仲”字,为作镜者之名。据对同类铜镜的考察,昭君镜当为东汉吴县铸镜,“仲”或即吴县镜师周仲之简署。

“复此竟者”之“复”当读为“服”,复为并母觉部字,服为并母职部字,二字旁转可通。汉镜“胡虏殄灭天下复”或写作“天下服”[39],即为二字通假之明证。镜铭之“此”作,形似“心”,但汉代篆隶的“心”字,中部的一横通常并不贯通,故此字仍当释为“此”。这种写法的“此”字,尚见于建初元年(76)《大吉买山地记》摩崖刻石,其铭文为:“大吉。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值)三万钱。”[40]其“此”字作,正与镜铭写法一致。

“复此竟者天富昌”,即“服此镜者大富昌”。以往所见汉镜铭文中,相类似者可举如下:

1)“服此竟者命长”(《小校经阁金文拓本》[41]);

2)“服者富贵番昌”(《小校经阁金文拓本》[42]);

3)“服者富贵番昌”(扬州汉墓出土[43]);

4)“服者富昌,长宜侯王,其师命长”(西安十里铺东汉墓出土[44])。

以上均为镜铭吉语,与昭君镜吉语含义相近。

此外,铜镜四乳之间分布四区画像,每区均有榜题,铭文分别为:

王诸君/大皇後/胡王车/胡主簿

“王诸君”,“诸”当为“昭”,“君”字反书。诸为章母鱼部字,昭为章母宵部字。罗常培、周祖谟先生提出,东汉时期的鱼部与宵部字多有通押之例[45],则诸、昭二字在东汉读音相近,是二字通假之因。“君”字似“昏”,实为反书。东汉镜铭中,常见反书个别字的情况。邱龙升先生曾详细讨论汉镜反书现象,指出反书或许是工匠有意为之的艺术创造,追求一种变化之美,本身具有一定随意性[46]。则此字仍应释为“君”,不应受到反书字形的误导。

“大皇後”即“大皇后”。后、後同为匣母侯部字,以往所见汉镜铭文中,“後”常通假为“后”。前引上海博物馆藏柏氏伍子胥镜,以及绍兴出土神人车马画像镜、西王母舞蹈画像镜等[47],铭文“传告后世乐无极”,均作“后世”而非“後世”。不过,“后”作“後”则颇为罕见,昭君镜提供了一例珍贵样本。

昭君镜属东汉民间工匠制品,所见通假与讹字现象是汉代民间用字情况的真实反映。

 

三、昭君镜诗与昭君故事的流传

1.昭君镜诗的文体性质

昭君镜诗通篇押韵,为真、元、文三部合韵,其用韵情况如下:

真部字:臣、民、年、人、抻(伸);

元部字:安;

文部字:君、贫、先。

真、元、文部在上古韵部中相邻,两汉韵文中多有通押之例。

昭君镜诗内容较为浅显,通篇押韵,加之各句之间连贯性较强,具有浓厚的叙事特征。从这一角度考虑,昭君镜诗虽为七言诗体裁,但恐怕更接近于汉代俗赋,其性质大体如容肇祖先生所言,是一种“说故事的白话赋”[48]。这类俗赋的内容大多为口述故事,且常常带有韵语,使人动听及易记,便于在民间流传,与后世话本、弹词的性质相近。

出土文献中,汉代俗赋已多次发现,所见如尹湾汉墓所出《神乌傅(赋)》[49]与北大汉简《妄稽》[50]等。《神乌赋》与《妄稽》基本上都是四言韵句,篇幅较长。前者以拟人手法讲述了鸟的故事,后者则讲述了妻妾相争的故事。昭君镜诗通篇为七言韵句,具体形式虽有所不同,但主体性质是相类的。从这一角度看,昭君镜诗很可能并非镜师自撰,而是抄录自东汉时期所流传昭君故事的成熟文本。鉴于镜铭空间本有很大限制,昭君镜诗甚至可能仅是节选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汉代俗赋应与敦煌所见唐代变文有着密切关系。敦煌所见唐代变文,所记如《韩朋赋》《王陵变》《伍子胥变文》乃至记载昭君故事的《明君赋》变文残卷,所记均为先秦两汉历史故事,多用韵句,本出于民间说书需要,近于后世的小说话本。这类唐代变文的源头,学者曾有推测。容肇祖先生认为“在宋元间方始见于记载”的韩朋传说的歌谣,可能有“更早的源头”,“不是因《搜神记》的记载而产生”[51]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曾发现一枚西汉残简,裘锡圭先生考证为韩朋故事,即与《韩朋赋》主题一致,证实这类故事自汉代便已流行。裘先生认为:“从《神乌赋》和韩朋故事残简来看,汉代俗文学的发达程度恐怕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讲汉代故事的,如《季布骂阵词文》(即《捉季布传文》)、《王陵变》以及讲王昭君的和讲董永的变文等。我怀疑它们大都是有从汉代传下来的民间传说作为底子的。”[52]现在昭君镜的发现,成为汉代民间已有昭君故事流传的铁证,证实了裘先生的卓见。

2.从昭君镜诗看汉代昭君故事的形成

昭君故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昭君镜不仅提供了昭君故事的一个汉代版本,也成为梳理昭君故事形成演变的重要线索。

元帝以宫女赐单于,明见《汉书》记载,自为信史。元帝还为此改年号为竟宁,为举国皆知的大事。然而,宫女嫁单于之事,为何发生,在当时应即具有很强的话题性与戏剧性,也由此带来了不同的昭君故事版本。就目前所知,唐以前记录昭君故事的传世文献,主要有四种,分别为《西京杂记》[53]《琴操》[54]《世说新语》[55]以及《后汉书》[56]。《西京杂记》与《琴操》撰者虽无定论,但多数学者倾向认为《西京杂记》为东晋葛洪抄撰或集纂[57];《琴操》则更可能为东晋孔衍所作[58]。二者成书年代大抵在汉晋之间。《世说新语》与《后汉书》则均成书于南朝宋。上述四种文献,所述昭君故事的详略、情节均有所不同。但就核心故事情节而言,不同处主要涉及两点:一是昭君是否是主动请行,二是昭君为何不被元帝召幸。

昭君是否主动请行,传世文献的记载可分为两类。《琴操》与《后汉书》均记为昭君主动请行,《西京杂记》与《世说新语》则记为元帝主导,谓元帝“按图召昭君行”。昭君主动请行,此前学者曾多有怀疑,认为此为后世晚出虚构,并分别质疑《琴操》与《后汉书》之说。如翦伯赞先生指出:“王昭君自愿请行和亲之说,首见《后汉书》。《后汉书》作者范晔,刘宋时人,可能是根据当时的传说写的。”[59]过元琛先生则认为,昭君自请远嫁匈奴当始于《琴操》,“《琴操》对王昭君的以上记载,是魏晋时的一种传说”,是“建安以后个人意识觉醒风气下的一种文学创造。”[60]

然而,昭君镜“长受诏应最先”句,有力证明昭君请行之情节不晚于东汉初已出现。前文已将“”释为“䟔”,训为“趣(趋)越”,其细节与《琴操》所记昭君故事颇有相似处。《太平御览·人事部》所引《琴操》昭君故事,谓昭君“越席而前”受诏应命:“帝令后宫欲至单于者起,于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备在后宫,粗丑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诚愿得。’”[61]《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琴操》与之略异,作“帝乃谓宫中曰:‘欲至单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62]两种版本虽有不同,但均言昭君“越席而前(起)”,率先应命,正与镜铭“长受诏应最先”所指相合。实际上,《后汉书》记载昭君“乃请掖庭令求行”[63],虽不及《琴操》详细,也是昭君自请求行之证。由此可见昭君自请嫁单于之情节,不晚于东汉即已出现。昭君镜诗所反映的这一情节,实为《琴操》与《后汉书》所述的源头。

至于昭君不被招幸的具体原因,传世文献所述同样可分为两类。《西京杂记》和《世说新语》则将昭君不得召的原因,明确归为昭君未贿赂画工,特别是《西京杂记》提到“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其后“乃穷按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64]《琴操》与《后汉书·南匈奴传》对此则淡化处理,仅述不被召幸之实。

昭君镜对此的记述是“隐匿不见坐家贫”。其中,“坐”训为因,则东汉人明确认为昭君不被召幸的原因是“家贫”。细绎其意,不难意识到镜铭所指,与《西京杂记》与《世说新语》所记昭君故事的共通之处,均当指向宫人需行贿方被召幸。至于究竟如昭君镜所言昭君“坐家贫”即无力行贿,还是如《西京杂记》所记“王嫱不肯”及《世说新语》“志不苟求”,则属细节出入,其指向的根本原因是大体一致的。

宫人行贿后方被召幸之事,虽不见于传世文献,但据《汉书·杨恽传》,宣帝时任职宫中的郎官,已有“货赂流行”的风气,郎官“或行钱得善部”。经杨恽整顿,方“绝请谒货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65]郎官请托贿赂风气,绝不仅限于此,宫中其他官署的贿赂行为,自然也不难想象。实际上,《汉书》称杨恽“居殿中,廉洁无私,郎官称公平”[66]这一记录,反而从侧面反映宫中行贿实属常态。从这一角度看,汉人所记录昭君故事“隐匿不见坐家贫”,恐怕正是基于对其时宫中风气的认识。

从以上两点情节而言,昭君镜诗记载的昭君主动请行的情节,与《琴操》及《后汉书》大体吻合;而就贪贿情节而言,又与《西京杂记》与《世说新语》所指为同一事实。由此可见,唐代以前所流传的昭君故事的基本情节,在汉代即已存在,而相关情节在后世分化至不同版本的昭君故事系统之中。

3.画工毛延寿与昭君故事的层累

民国以来,受到顾颉刚先生“层累古史说”及研究孟姜女故事[67]思路的启示,学者普遍认为昭君故事属于古史层累的产物。张寿林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已提出:“一个民间故事的流传,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而赖于层累的构成,相互的转变。不但昭君故事如此,就是其它一切民间故事,也没不如此。”[68]

昭君镜诗的发现,一方面既证明昭君故事如贪贿、昭君请行等基本情节,在汉代即出现,足以一扫旧疑;另一方面,也成为剥离昭君故事中所存在层累故事的新证据。所涉最重要者,是画工毛延寿在昭君故事中的出现。

将昭君出塞的原因归为画工毛延寿,是唐代以后几乎所有昭君故事的必要情节。然而,顾炎武《日知录》中便已提出,《西京杂记》虽记录画工贪贿,并记有杜陵毛延寿善画人物一事,但没有直言昭君画工就是毛延寿。后世诗人将昭君隐匿归咎于毛延寿,实为不确。顾炎武谓:“毛延寿特众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赂,而不独以昭君也。后来诗人谓匈奴求美人,乃使画工图形,而又但指毛延寿一人,且没其受赂事,失之矣。”[69]不过,即便王昭君非毛延寿所图,当时是否存在画工图宫女一事,学者也甚感怀疑。宋代王观国《学林》即谓:“《后汉·匈奴传》所言王昭君一节,首尾皆乖谬之甚杀画工毛延寿之事,尤不可信。”[70]余嘉锡先生认为王观国“驳《后汉书》及《杂记》,则甚有理。”同时亦认为画工之事不可信:“且如《后汉书》之说,则昭君之下嫁匈奴,乃出于其所自请,初非因画工毁其容貌,元帝案图而遣之也。”[71]余嘉锡先生认为,昭君故事的最初核心可能即是《后汉书》所记,是昭君“出于其所自请”,而非“画工毁其容貌”。

昭君镜诗中,仅隐晦指出宫中贿赂其事,未记画工之事。以此观之,就东汉早期而言,画工一事恐怕还未成为昭君故事的关键情节。张文德先生曾详考昭君故事,认为毛延寿等“画工图丑”之事,应就是《西京杂记》对昭君故事的改造虚构,是一种富有传奇性的新意诠释[72]。鉴于《西京杂记》之内容“杂抄诸书,左右采获,不专出于一家”[73],则画工一事可能有更早的来源,但本身应是古史层累的产物,属于后世小说家言,而根植于贪贿一事的认识基础之上。

 

四、余论

昭君镜可归入历史故事类画像镜,其主题与伍子胥画像镜和贞夫画像镜相同,自然是汉代所流行历史故事的直接反映。最后试讨论一下这类画像镜主题的共通之处,并阐述昭君故事在铜镜中的出现。

伍子胥镜发现最早,数量最多。宋姚宽《西溪丛语》即有著录:“近得一夹镜,大鼻,叩之中虚。有冠剑四人,一题忠臣伍子胥,一吴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妇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隶字,制作奇古。”[74]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伍子胥画像镜,其主题纹饰与宋人著录者大同小异,其一女性画像榜题为“王女二人”,另一镜女性画像无榜题[75]。南京博物院亦藏一枚,为扬州邗江凤凰河出土,铭文为“越王二女”[76]。此外,还有梅原末治《绍兴古镜聚英》[77]及公私收藏机构藏者[78]。贞夫镜见于上文,已见两枚,可知也应是当时的流行品种。现在加上昭君镜,一共有三种。

我认为,这类画像镜并非简单是历史故事,其主题的共通之处为美人。以往常见的伍子胥镜,其图像中有女性画像,榜题为“王女二人”或“越王二女”,其中之一便是西施。《吴越春秋》记之甚详:越王勾践谓“孤闻吴王淫而好色”,大夫种对曰:“惟王择美女二人而进之。”后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又使范蠡谓吴王夫差曰:“越王勾践窃有二遗女,越国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谨使臣蠡献之。”夫差大悦而受之,伍子胥谏之不可[79]。伍子胥镜中“王女二人”看似仅略着笔墨,却是勾践破吴的关键因素。

贞夫、韩凭(朋)画像镜所记故事,见于曹丕《列异传》[80]、晋干宝《搜神记》,其残章亦见于敦煌汉简,并有敦煌本《韩朋赋》存世[81]。其故事梗概为:宋康王夺舍人韩凭妻何氏,后韩、何二人殉情而死,墓上生“相思树”,其故事极为凄婉。究其起因,为“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82]也是指向何氏的出众美貌。昭君镜的主题虽是历史故事,同样为美人主题,又与上述铜镜有着共通之处。

铜镜作为女性闺中常备的梳妆用品,其制作设计多具有女性审美特征。除了花纹精好柔美之外,李零先生曾指出汉镜铭文常有拟为女性口吻之作[83],铜镜美人主题的出现,同样契合女性身份色彩。古代器物所具装饰艺术,既反映当时文化艺术的流行,同时也往往体现设计者对使用者审美意趣的迎合。昭君镜的制作,正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

 

   附记:对昭君镜镜铭的释读,得到李零先生指正;所引铜镜资料得到王纲怀、梁鉴、葛亮先生帮助。小文草成后,曾蒙汪华龙、孙兆华、张鸿鸣、刘晓晗博士审阅,多有匡益。在提交给编辑部后,匿名评审专家亦提供了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刊于《文学遗产》2022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转发,引用请以纸质期刊为准。未经授权,谢绝转载。

 

 



[1] 展览于2021422日—827日间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12-13号展厅举办。

[2] 此镜虽非考古发掘品,然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中国文物学会青铜器专业委员会及众多铜镜研究专家学者审定,其真实性无可置疑。

[3] 相关学术史梳理可参张文德《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嬗变》,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过元琛《中国文学中王昭君形象的古今演变》,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4] 王士伦编《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序第12页。孔祥星先生等称为“历史人物画像镜”,含义相近。参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9697页。

[5] 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

[6] []梅原末治《绍兴古镜聚英》,桑名文星堂1939年版,第1页。

[7] 孔祥星、刘一曼、鹏宇编著《中国铜镜图典(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

[8] 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第11期。

[9] 陈佩芬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镜-51

[10] []梅原末治《绍兴古镜聚英》,图49

[11] 梁上椿编《岩窟藏镜》,1941年版,第二集下第27页,图31。王仲殊先生认为此镜为后世翻版镜,但制作精致,其形制、图纹、铭文应与原镜同。见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第11期。

[12]  刘体智《善斋吉金录·镜录》卷一,1934年石印本,第5354页。

[13] 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第11期;又见王士伦编著,王牧修订《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彩版第12,说明第216页。

[14] 据《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秦置,刘邦十二年更名吴,治在吴县。东汉顺帝时,会稽分为吴郡和会稽郡二郡。吴郡郡治为吴,而将会稽郡郡治移至山阴。

[15] 裘锡圭《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后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二卷《简牍帛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325页。

[16] 王牧《东汉贞夫画像镜赏鉴》,《收藏家》2006年第3期。

[17] 王牧《东汉贞夫画像镜赏鉴》,《收藏家》2006年第3期。

[18] 王纲怀《一面图文并茂的东汉画像镜——镜铭“盛如长安南,贤如鲁孔子”传递的文化信息》,载清华大学汉镜文化课题组著:《汉镜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上册,第536页。

[19] 董亚巍《试论镜钮的演变过程与镜体几何形状的制约关系》,王昌燧主编《科技考古论丛》第2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100101页;王士伦编《浙江出土铜镜》,第10页。

[21] []冈村秀典《汉镜分期研究》,载《汉镜文化研究》,上册,第58页。

[22] 浙江省博物馆编《古镜今照——中国铜镜研究会成员藏镜精粹》,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上册,第286287页。

[23] 王牧《修订版序言》,载王士伦编著,王牧修订《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4] 见王纲怀编著《汉镜铭文图集》,中西书局2016年版,图209277311330337345353366417

[25] 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297页。

[26]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11册,第3803页。

[27] “臣”“民”为动词,分别指匈奴称为臣、四夷内附为民。

[28]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1册,第262页。

[29] 高亨纂注,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810页。

[30] 丁度等编《集韵》卷之二《平声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上册,第120页。

[31]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34页。

[32] 王念孫著,锺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卷三下《释诂》,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3页。

[33]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朱邑传》,第11册,第3636页。

[34] 陈寿《三国志》卷二一《魏书·杜挚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3册,第622页。

[35]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传言‘趋’。”《索隐》案:“小颜云‘传声教入者皆令趋。趋,疾行致敬也。’”见《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册,第27232724页。

[36] 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修订版)》,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631632页。

[37] 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6页;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四八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册,第2214页。

[38]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39] 分别见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版,卷十五,第53a页;黄颐寿《清江发现东汉青盖神兽镜》,《文物》1985年第5期等。

[40] 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册,第131页。

[41] 《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十五,第80b页。

[42] 《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十五,第100a页。

[43] 王勤金、李久海、徐良玉《扬州出土的汉代铭文铜镜》,《文物》1985年第10期,图24

[44] 雒忠如《西安十里铺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45] 罗常培、周祖谟合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6页。

[46] 邱龙升《汉代镜铭反书探微》,《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47] 《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图版2334

[48] 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5年。

[49] 裘锡圭《〈神乌傅(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后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二卷《简牍帛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270页。

[50]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76页。

[51] 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

[52] 裘锡圭《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后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二卷《简牍帛书卷》,第324页。

[53]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一〇,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册,第1605页。

[54] 分别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与《太平御览·人事部》所引。见《世说新语笺疏》,第666页;《太平御览》卷四八三,第3册,第2214页。

[55] 《世说新语笺疏》,第666页。

[56] 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册,第2941页。

[57] 洪业《再说西京杂记》,《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3404页;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7页。

[58] 《中国文学中王昭君形象的古今演变》,第102108页。

[59] 翦伯赞《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

[60] 《中国文学中王昭君形象的古今演变》,第912页。

[61] 《太平御览》卷四八三,3册,第2214页。

[63]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第10册,第2941页。

[64] 《太平广记》卷二一〇,第1605页。

[65] 《汉书》卷六六《杨恽传》,第9册,第2890页。

[66] 《汉书》卷六六《杨恽传》,第9册,第2890页。

[67]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初刊《现代评论》(二周年增刊),后收入《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3页。

[68] 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文学年报》第一期,1932年,后收入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645页。

[69]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册,第1422页。

[70] 王观国撰,田瑞娟点校:《学林》,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3页。

[71]《世说新语笺疏》,第668页。

[72] 《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嬗变》,第65页。

[73]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册,第1017页。

[74] 姚宽撰,孔凡礼点校《西溪丛语》,中华书局,第38页。

[75]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镜-5152,说明页第3031页。

[76] 蒋缵初《扬州地区出土的铜镜》,《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77] 《绍兴古镜聚英》,图49

[78] 如陈凤九编《丹阳铜镜青瓷博物馆·千镜堂》,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79] 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148页。

[80]  曹丕等撰,郑学弢校注《列异传等五种》,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5页。

[81] 裘锡圭《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二卷《简牍帛书卷》,第319325页。

[82] 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页。

[83] 李零《读梁鉴藏镜四篇——说汉镜铭文中的女性赋体诗》,《中国文化》第三十五期,2012年。又如三国吴“硕人”神兽镜,镜铭节取《诗经》中的《卫风·硕人》,其内容“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则直接歌颂美人姿容。“硕人”镜见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6卷《铜镜》,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图版第98页,图版说明第33页。此镜铭文多有异文,今从传本录。释读可参李学勤《〈硕人〉铭神兽镜》,载氏著《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180页。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2-9-10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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